概念介绍
国民收入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
国民收入
的价值的总和，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在使用价值上，国民收入是由体现新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所构成。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部门，有农业、工业、建筑业和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继续的运输业、邮电业以及商业等。它是反映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因此常被使用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
反映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统计数字是本地生产总值(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 及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GNP, 即国民生产总值)，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时期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
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就是从一个时期内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减去生产上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剩余的部分。统计数字
两个统计数字都涉及生产的概念，是指投入资金、劳力及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以纯从资产价格变动而取得的利润并不计入。另外，关于本地居民是指所有以该国家或地区为经济利益中心
国民收入
的个人及机构，与其国籍及资金来源地无关，所以本地居民亦包括长期在该地区工作的外来劳工及外资分公司。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会经常被比较，除直接比较外，亦会计算人均的国民收入，以增加其可比性。而不同地区的国民收入通常会以本地货币计算，所以需要以当期的汇率先作转换，另外亦有一些做法是以购买力平价作转换，以避免因汇率的扭曲可能。
另一方面，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国民收入亦会经常被比较，通常不会直接比较，而是会扣除价格变动后，计算出固定价格或实际国民收入，才作比较。至于未扣除价格变动的国民收入则称为当时价格或名义国民收入。
还有，国民收入亦会被用于反映该地区居民的富足情况，但是有其限制。
国民收入并没有包括不在市场进行的生产，如家庭主妇的生产并没有计入。
国民收入并没有反映资源的投入，如长工时的投入及大量天然资源的使用并没有计入。
国民收入只反映当期的收入，并没有反映累积的收入。
国民收入没有反映收入分布。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国民收入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体现新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分。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主要有：工业、农业、建筑业和为生产服务的运输业、邮电业等。商业部门中的分类 、包装、保管等劳动，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也创造一部分国民收入。增长因素
主要有：
社会投入物质生产 领域 的劳动量的增加。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国
国民收入
民收入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同社会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投入的劳动量愈大，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就愈大，反之，就愈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形态上的国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国民收入增长得就越快。在社会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量为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量同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社会劳动生产率愈高，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量就愈大，反之，就愈小。当社会劳动资源已得到较充分的利用、经济的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阶段时，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生产资料利用的节约。这意味着社会总产品中用于补偿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减少，从而使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节约生产资料可以用同量生产资料生产更多的社会总产品，从而使得同量社会总产品中，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增大 。在这3个决定因素中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的。一般来说，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借助于税收、价格、保险费、国家预算等经济杠杆进行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按其最终用途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分别用于积累和消费。反映情况
国民收入是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国民收入则是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作为综合指标，它可以反映社会再
国民收入
生产及其最终结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民收入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反映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对抗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反映的则是劳动人民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之间的经济关系。国民收入作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个国家新增加的物质财富，因而也是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是一个综合性的宏观经济指标，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民收入泛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5个总量，及其相关指标；狭义的国民收入仅指国民收入。衡量方法
收入法
是通过加总本国居民、公司和个人直接得自当期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收入，即要素收入之总和。对这种由所有要素收入之和给出的国内总收入，只要随库存增值对之进行调整，就可以得出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财产净收入，就可得出国民生产总值。支出法
是把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进行加总，从而得出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总支出。它只是总和最终购买价值，而把所有对中间货物的支出排除在外。产出法
是汇总该国的工业和生产性企业在每一生产阶段上的增加值。这些增加值之和得出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若再包括来自国外的财产净收入，它就能给出国民生产总值。分配使用国民收入在生产出来以后，要进行分配。分配过程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
国民收入
配是在参与直接生产过程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之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的。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从事活动的人，如国家行政人员、军人、文化和艺术工作者、教师、医务人员等，他们的收入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形成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一般借助于税收、价格、保险费和国家预算等经济杠杆进行。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各部分人、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最终收入，最后作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分别用于消费和积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的。一般来说，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借助于税收、价格、保险费、国家预算等经济杠杆进行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按其最终用途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分别用于积累和消费。指标作用
国民收入是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国民收入则是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作为综合指标，它可以反映社会再生产及其最终结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民收入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反映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对抗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所体现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反映的则是劳动人民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之间的经济关系。国民收入作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个国家新增加的物质财富，因而也是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我国已经具备国民收入倍增条件
上调个税起征点、上调最低工资等事关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常常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日，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问题，本报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进行了专访。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
国民收入
正视贫富差距拉大问题问：有报道说，收入分配方案目前仍处于研究和起草阶段。您能否告诉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决，会有什么后果？
苏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另外，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垄断性企业享有高水平的津贴补贴、福利待遇，与一般用人单位拉开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
问：您认为导致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苏海南：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环节不合理造成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问题的制约和影响。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至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国企利润上缴要合理
问：您说过，“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这些成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请您分析一下这种改革阻力的具体形成机理。
苏海南：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垄断经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竞争性领域仍然有国有企业暂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国有企业普遍得到政府关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相应地建立合理的利润上缴制度，把占用国家资源等获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单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过行政权力、资源垄断、市场独断、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为国有企业人员的收入之源，显然不公平、不合理。这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于公心，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参与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同时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对既得利益集团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调控。各有关主管部门绝不能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阻挠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国民收入
问：国企利润应上缴的比例在多少合适？如何确保其上缴的利润用于民生需求？苏海南：现在是上缴5%到10%的利润额度，首先我觉得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了，应该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后上缴利润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益，都应该明确主要纳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账户里面。而且，所上缴的每一笔利润使用的来龙去脉，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要让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能，确保这些钱主要用于民生建设。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问：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对此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过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但是要讲清楚，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问：您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何处？
苏海南：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经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而且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所以，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这些年，总的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是偏低的，是低于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这几个因素的累加，再加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因此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的.经济意义
国民收入指标综合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一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额，是反映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
国民收入的生产结构和经济成份结构指标综合地反映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
国民收入指标综合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国民收入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关系。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用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反映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等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消费部分与资产阶级的消费和资本积累的部分之间的比例则从一个侧面反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对抗的关系。
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例如，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关系及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比例关系，对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民收入是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例如，国民收入的增长额同积累额进行比较用以考察积累的经济效益等。由于国民收入扣除了物质消耗的因素，避免了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消耗的价值的重复计算造成的虚假现象，因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新增的物质财富。由于国民收入指标的经济意义，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分析。
资本主义国家计算国民收入的理论和实践 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都不能正确地说明国民收入的本质、来源和分配的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A.斯密，一方面承认劳动是所得的源泉，劳动创造价值，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产品的价值中不包括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纯收入”，并作出价值是由这三种收入构成的结论。斯密的这个庸俗见解，后来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奉为教条。他们利用“斯密教条”，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中的庸俗成份。例如,J.-B.萨伊鼓吹“生产三要素”，认为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提供了生产性服务”的结果；工资、利润和地租是由此取得的相应的“收入”。萨伊提出了所谓“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息、土地得地租。这就根本否定了劳动是创造资本主义国民收入的唯一源泉，掩盖了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说：萨伊的“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
“斯密教条”和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是资本主义国家计算国民收入的理论根据。这种计算抹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否定各阶级和阶层收入的性质和来源的区别，把国民收入解释成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种职业人员的收入总和。例如，美国按部门计算的国民收入，就包括政府官吏的薪金、非生产性的服务业收入、银行和保险业的收入等等。在薪金项内，既包括生产工人的工资，也包括经理人员的薪金等等。按照这种计算，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创造国民收入，而且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也创造国民收入，不仅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创造国民收入，而且凡是有收入的人，包括牧师、警察、军人、法官、食利者、赌场老板,等等,都创造国民收入，从而掩盖了劳动和资本、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统计中的国民收入有极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国民收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所创造的社会净产值。从实物形态看，它表现为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当年新创造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包括全部消费资料和扣除了用于补偿本年度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所剩下的那部分生产资料。从价值形态看，它表现为该年社会耗费的全部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产品价值和必要产品价值。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创造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个体所有制经济和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水平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的综合指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额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此外，国民收入又是生产增长和节约劳动消耗的综合体现，它能够全面反映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以国民收入作为考核各生产部门、各生产单位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可以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为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恰当地处理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中国的经验是，要着重研究和控制三个主要比例关系：①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用途，体现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一般应当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在人民生活消费逐步有所改善的基础上，使积累保持于一个合理的必需的界限，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保证重点部门建设,为国家的经济振兴积蓄力量。②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它反映国家集中多少纯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家、企业（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应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有适当增加。在一定期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应当使国家财政收入有较快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保持在一个必不可少的界限上。③国家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所占比重。这主要表现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基本建设规模是否同国力相适应。如果基本建设拨款所占的比重过高，必然出现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国力的可能，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反之，如果基本建设拨款所占比重过低，又会出现基本建设规模过小，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认真研究上述主要比例关系的发展变化，寻找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界限和规律性，自觉做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的有计划调节，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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