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资料
姓名：汪丁丁
汪丁丁
性别：男生卒：1953年5月
籍贯：中国北京
祖籍：浙江省淳安
职称：教授
专业：数理经济学 、制度分析基础
毕业院校：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个人概述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机工、炼钢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香港大学、德国杜依斯堡大学。1997年以后，在北大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职业生涯
1953年5月生于沈阳，祖籍：浙江淳安；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做农活、机械修理、炼钢浇铸等工作；
1974年调回北京某电子研究所做工人，其间曾发明“抗跳键积分电路”；
1981年获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
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汪丁丁作品
1985年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1986年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
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1990一1993年度）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东亚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变迁”项目研究员；
1991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博弈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资源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1996年赴德国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7年3月返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学术顾问。
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再谈脚踏实地的自由
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的新的均衡？
汪丁丁
若干年以前，我们论辩：自由不是飘浮在天上的理念，自由是一种真实生活，故而只在生活中才有所落实，这叫做“脚踏实地的自由”。大约三十多年前，哈耶克曾经感叹：自由若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奉持的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对任何个人而言，例如对苏格拉底而言，就都不会有自由。一段关于脚踏实地的自由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经济学叙说，首先询问的是：在何种“不自由”状态中，我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一切关于“幸福”的感觉？哈耶克的回答是，根据我的理解，自由并不一定意味着快乐，甚至不意味着幸福，因为自由人的生活需要承受痛苦——例如，承受失业、竞争、为金钱而谋生的痛苦。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脚踏实地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权衡：在不同种类的痛苦生活之间，选择较好的那种生活。
经济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大道理，还有许多小道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稳态”社会里，你最需要知道的，是那许多小道理，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创立之初，在《政治学》和《伦理学》里面提出来的那些大道理。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迅速变革的社会里，例如中国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知道的，很可能首先是大道理，而不是那些对你而言显得格外琐碎的小道理。可惜，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是学生们从他们的西方老师那里带回来的，于是它被表述为一大堆西方老师们关心和仔细研究过的小道理。读到这样经济学，我们就难免产生“不合用”的感觉。故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更加亲切，是更切近我们关于人生选择的经济学。
所以，在各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比较不痛苦的，把它们称为“幸福”。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如何选择：
（1）懂得你自己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数。
（2）熟悉你周围的世界，或者，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参与城邦政治。因为人的最高自由是通过政治行动来落实的。例如，你的各项权利，是通过你和邻居们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才得到后者的尊重和维护的。
汪丁丁
(3)在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之内权衡，找到那些最符合你的偏好的行动方案并加以落实。上列人生选择处方，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呢？经济学家说，在产权界定清晰的范围内，都适用。所以，人生选择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事前看清楚选择方案的集合的边界。越是在转型期内，个人选择的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诸项权利)就越是不能确定。因为，如上述，社会对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政治行动的结果。转型社会的诸种不确定性当中，最显著的是政治不确定性。
这样，经济学里面的“大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的可选择性，依赖于政治行动。这里，政治是广义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群体行为——社会选择理论是研究这类行为的新政治经济学工具之一。
社会选择理论也有它自己的大道理和许多小道理。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大道理之一，可以翻译为这样的看法：一群人，如果他们的偏好太接近，差异太小，那么他们的政治行动将如同??分理性，十分有效率，却往往是不自由的——因为少数人表现出来的独特偏好会被忽视甚至遭到压抑。柏拉图对此感悟甚深，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这样过于统一的大众偏好给投票表决处死了。这篇文章开篇引述的哈耶克的感叹，也是就苏格拉底之死而发的。
个人的自由，于是首先依赖于他周围是否有更多的个人愿意选择更自由的人生。杨振宁博士的私人生活，不论它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不符合生活的“惯例”，毕竟，它是大众政治行动的后果之一——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行动选择了市场导向的社会变革吗？我们不是至今仍然不愿意放弃市场社会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比较幸福的人生吗？那么，为了不那么自相矛盾，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可选择集合内独立选择呢？
另一方面，杨振宁博士和翁帆女士也一定会理解：在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社会里，毕竟，舆论也有它自己的偏好，会在它的可选择集合内作出独立选择。它若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痛苦，我们只能把这种痛苦看做自由生活的代价之一。
然而，这里报道的舆论倾向十分值得警惕。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新的均衡？例如，推而广之，我们是否将派一名警察到我们邻居家里去搜查“黄碟”、以便让我们的社会良心不受打搅？我们是否将立法禁止大学生情侣入住任何双人房间、从而不让我们习惯了的传统生活方式贬值？我们是否打算检查每一个人的日记、以免其中一些离经叛道的念头在日后毒害青年？
自由，一旦要成为脚踏实地的，就要求每一个人养成与自由生活相适应的道德意识——所谓“自由的精神气质”。一个不能养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民族，恐怕永远难以拥有自由。文章
最严重的威胁
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方法基础探讨
演化社会理论引言
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
为经济学划界——以及由此而生的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专题讨论）——社会选择、公共选择与新政治经济学
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
人格与理性选择
正义与效率的冲突：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效率与正义：一场经济学与法学的对话
生产函数的知识理论
生命，激情，理性——评兰德《源泉》
中国社会的医疗服务向何处去
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社会正义
理性的危机——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跨学科的范式
数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从我们的精神状况谈起
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
理性与道德——关于经济学研究边界和广义效用的讨论（一）
社会交往中的效率与道德——合作与信誉在人类起源中的意义
历史视角的经济学：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对谈录
学术与人生——汪丁丁教授访谈
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对谈录
理性与情感——关于经济学研究边界和广义效用的讨论（三）
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
偏好、效用与经济学基础范式的创新——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对谈录
凸性与均衡稳定性关于文化创造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对生存困境更敏感的往往是女性。我们的许多感受，也许我们绝大部分的感受，是不可表达的，除非感受者对语言有极细致的把握。不论如何，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创造的问题。
一位尚活着的女性哲学家，艾格尼丝·海勒，她是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以一位已去世的女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命名的讲座席位的教授。她曾详细阐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感受到的“双重历史性”——首先是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性，其次是我们自己投生过程的历史性。这里，历史性意味着偶然性。因为，历史首先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其次，假如你相信“必然”，你或许愿意探究“历史规律”——它们无非是一些偶然事件之间的统计的或经验的联系。
在上述的双重历史性的作用下，我们每一个人展开自己的生活及其困境。为什么会有困境？因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投生路径，同时，我们的社会无法选择自己的演化路径。这样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投生了的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之间的种种不协调，并且可以越演越烈。
不协调的生活，激发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摆脱或改造我们的生活的欲望。自由移民，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过它只适用于“世界公民”的时代。舍此，还有两条路线。其一称为“社会规范的内置过程”，也被称为“文明化过程”（埃利亚斯）或“文明对个体的规训”（福柯），在中国传统里，这一过程称为“教化”。随着教化过程，我们最不能协调的那些外在规范逐渐内置到我们的意识和意志之内，久了，成为习惯，不如此居然不舒服，所以，不再有“困境”。但远非每一个人都可经由内置过程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的。双重的历史偶然，可能造就一些特别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让那些深陷其中且不能被规训的个体，要么疯狂，要么创造——即寻求关于生活的新的解释，也就是为不能协调的生活赋予传统之外的意义。后者，海勒定义为“文化的创造”。
说实话，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资”，比1930年代他们的前辈差得太远，虽然就思想的深刻性及丰富性而言，小资产阶级远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优越。一般而言，中国当代社会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从生活到政治再到文化，都只是中国人刚刚感受到“皇帝不在了”的自由时的同类东西的更拙劣的仿制品。当然，有皇帝的时代也是每况愈下的，所谓“经学时代”不如“子学时代”，而“诸子之学”不如“三代之教”。总之，普遍地无出路的感觉，普遍的末世感，佛家谓之“末法时代”。怀旧或乡愁，我推测，是“小资”情调的本质，足以催生特定社会之内一位杰出的本雅明（无家可归）或海明威（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激烈而无效果的抗争）。
所以，“文化创造”，或我们创造文化，是为了不发疯同时不被驯化为群体的一个平均数。这样解释文化及其创造，我认为很好，很令人感动——出自一位女性思想者的足令男人感动的文化解释。不过，我对李多钰女士将这本三十年纪念文选定名为“小资之死”，持异议。因为，请读者宽恕我再次引述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见解：历史或可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们周围的小资闹剧，如前述，早已死亡。准确地说，它死于1937年，死于救亡的号角。被认为导致了“文化革命”的那篇著名的“讲话”，只不过是毛泽东为“小资”的死亡而作的悼词。
接着，我需要探讨，为什么这场闹剧在1980年代上演并延续至1990年代，或许还要延续至2010年代？诚如李多钰女士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在三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逐渐吞没了整个社会，致使消费主义盛行。电视和明星，历史和领袖，凶杀案和道德经，一切都只是被大众消费着的“物”，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早已被卷入的这场追逐财富的人生游戏或社会博弈，只能产生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些“优胜者”——他们被大众消费并由此塑造了大众消费。其余的人，不能接受被淘汰的结局，于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非主流的或反主流的意义。
记住，他们仅仅由于未被大众消费而反抗。这样的反抗，足够荒谬。当小资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演出时，为的是不再作为“物”活着（娜拉的出走）。现在，它却要为成为“物”而演出，故而，成为闹剧的主角。
另一方面，它仍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不能选择它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当社会由于特定历史而演变为“市场社会”时，没有什么人有能力阻止这一过程。至少，我们已经失去了阻止它发生的机会。剩下的，是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温暖的怀旧感。
这里出现了希腊悲剧的特质，英雄人物对无法避免的命运的抗争。只不过，小资们的抗争，可以表达为“乡愁”，也可以表达为“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表达不是宿命的，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悲剧性的。
我推测，那些保持了足够强烈的悲剧性格的小资，可能在未来的文化创造中升华为“文化英雄”。此处我要指出，文化创造是个人生存过程的双重偶然序列的产物，它主要是个人的事情，与国家和民族的尺寸几乎无关。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创造新的意义，说服大众，为摆脱“物”的命运另寻出路，这样的人，可定义为“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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