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末，他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最优税制结构研究领域成绩斐然，渐渐脱颖而出，成为财政方面的权威性人物。其在1949年出版的《累进税制议程》一书成为研究财政与赋税问题的经典之作。
维克瑞学识渊博，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嗅觉，以理论的实践性名扬经济学界。他的理论贡献不仅有赋税、交通、公用事业、定价等方面的成就，而且因其对激励经济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于世。他早年著作中的有关激励问题的深刻思想直至70年代才重新获得经济学界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领域的发展。
他一生的研究与公共事业及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位典型的应用经济理论家。他不满足于纯理论的抽象研究方式，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于大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他对理论的主要贡献，都是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同时，他在经济理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善于运用其建立的理论去研究现实问题，使其对现实的分析具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维克瑞早年的学术生涯与赋税研究结下了不解了缘，《累进税制议程》一书使他一举成名。由此他参加了舒普的税制委员会，并与舒普一起奔赴日本，建立了日本战后税制的基础。
60年代，维克瑞开始对拍卖等具体的市场机制进行研究。1960年，维克瑞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探讨了公共要价与秘密投票策略。次年，他又在《金融杂志》上发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一文，讨论了拍卖规则与公共要价的激励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有关拍卖的私人信息、策略报价等问题。这两篇文章是研究拍卖问题的开创性之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6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维克瑞与英国剑桥大学的莫里斯，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不幸的是，维克瑞教授在得奖三天之后，在前去开会的途中去世。他在诺贝尔的光环照耀中倒下了，其一生为学术研究鞠躬尽瘁，最后为其人生画上了一个美丽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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