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是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在1651年所着的的《利维坦》 替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根基。
虽然霍布斯最知名的是政治哲学的着作，但他也有许多其他主题的着作，包括了历史、几何学、伦理学、和在现代被称为政治学的哲学。除此之外，霍布斯认为人性的行为都是出于自私的，这也成为哲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
早年生涯和教育
霍布斯在1588年4月5日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他的父亲担任邻近教区的牧师而不得不离开小镇，将他的三名子女都寄讬给他哥哥法兰西斯照顾。霍布斯从四岁开始在马姆斯伯里的教堂接受教育，接着他前往私人学校就读，由一名自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罗伯·拉蒂默教导。霍布斯是一名天赋极佳的学生，在大约1603年时他被送至牛津的摩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就读。当时摩德林学院的校长是严格的清教徒John Wilkinson，年轻的霍布斯也受了他的影响。
在大学里，霍布斯显然依着自己的规划学习；他很少被其他正规的学校课程所吸引。他直到1608年才取得了学位，但在这段期间中他曾经由院长James Hussee爵士的推荐，担任哈德威克男爵卡文迪许之子威廉的家庭教师（亦即后来的德文郡公爵），霍布斯一生中和这一家族的紧密关系也因此展开。
霍布斯在1610年陪伴年轻的威廉游遍欧洲大陆，霍布斯也因此有机会比较他在牛津所接受的经院哲学教育、与欧洲大陆科学而具批判性的研究方式有何不同。当时霍布斯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和拉丁文的着作，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后，他在1628年完成了修昔底德所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成为第一个将其从希腊文原稿翻译为英文的人。霍布斯认为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纪录清楚显示了民主政府是无法打胜战争和维持长期稳定的，也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并不可取。
虽然霍布斯当时曾与一些文艺人士和思想家如弗兰西斯·培根相交，但他在1629年之后便不再钻研哲学的领域了。他的赞助人—德文郡公爵卡文迪许在 1628年6月死于瘟疫，公爵夫人不再雇请他。不过霍布斯很快又找到了新工作，担任乔维斯·克利夫顿爵士（Gervase Clifton）之子的家庭教师。霍布斯为了这份工作而长时间留在巴黎，一直到1631年卡文迪许家族又再次雇请他，不过这次教导的对象改为威廉之子了。接下来七年里霍布斯再教学的同时也不断拓展自己的哲学知识，思考一些主要的哲学辩论问题。他在1636年前往佛罗伦斯旅行，并在巴黎加入了马兰·梅森等人的哲学辩论团体。从1637年起他开始自称为哲学家和学者了。
在巴黎
霍布斯最初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是物体的运动原理，尽管他对这一现象有高度兴趣，但他却不屑以物理学的实验方式进行研究。他自行构想出了一套物理运行的原理，并且终身都在研究这套虚拟的原理。他首先写下了几篇论文阐述这套原理的架构，证明其原理在物理现象的运动上都是可以解释的—至少在运动或机械运行上可以解释。接着他将人类与自然界分隔开来，在另一篇论文里显示了哪些肉体的运动会牵涉到特殊的知觉现象、知识、和感情，以此证明人类的特殊之处。最后他在总结的论文里阐述人类如何形成和参与社会，并主张社会应该避免人们退回「野蛮而不幸」的原始状态。因此他主张肉体、人、和国家这三者的现象应该要被一起研究。
霍布斯在1637年回到了祖国英国，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霍布斯也无法再专心的进行哲学的研究了。不过，在他回到英国的最初几年里所写下的论文集The Elements of Law里，清楚显示了当时他的政治思想还没有被大幅改变，一直要到1640年代英国内战爆发为止。
1640年11月，英国长期国会取代了短期国会，国会与国王间的冲突迅速恶化，霍布斯觉得他的着作可能会招致政治的迫害，因此很快便逃至巴黎，在接下来 11年内都没有再返回英国。在巴黎他重新加入了马兰·梅森的辩论团体，同时期他也写下了一篇对于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的批评。
他也逐渐回复原先的研究工作，开始撰写研究的第三部分De Cive，并在1641年11月撰写完毕。虽然他最初只打算私下传阅，但这本书最后仍广泛流传。他接着重新着手研究的前两个部分，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上，那几年里他除了一篇有关光学的短文（1644）外便很少发表其他作品。他在哲学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名声，并在1645年和笛卡尔等人一同被选出以调解有关化圆为方的学术争议。
英国内战
英国内战在1642年爆发，当保王派的局面于1644年中旬开始恶化后，许多国王的支持者开始流亡欧洲。当中许多逃至巴黎的人都与霍布斯相识，这使得霍布斯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同时他的De Cive一书也重新发行并且广泛留传。
在1647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里，霍布斯成为了威尔斯亲王查理斯的数学教师，当时查理斯正于7月左右前往泽西岛旅行。两人的师徒关系一直维持到1648年查理斯前往荷兰为止。
在许多流亡的英国保王派同乡的影响下，霍布斯决定撰写一本书以阐述政府的重要性、和政治混乱所造成的战争。全书架构是根基于1640年所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上。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就像一个伟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维坦）一般，它的身体由所有的人民所组成，它的生命则起源于人们对于一个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则社会便会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断动乱的原始状态。全书以一篇「回顾与总结」作终，霍布斯总结道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与国家签下的社会契约，然而，霍布斯也讨论到了当利维坦无法再保护其人民时，这个社会契约便会等于无效。由于当时英国的局势纵容对于宗教教条的批判，霍布斯的理论也因此更无所忌讳。利维坦的初版名为Elementa philosophica de cive。
在撰写利维坦的期间霍布斯一直留在巴黎。1647年霍布斯染上了一场大病，使他卧倒在床长达6个月。在病况恢复后他又再度开始撰写，并保持稳定的进度直到将近1650年才完成全书，同时也将许多他之前的拉丁文作品翻译至英文。1650年，在等待利维坦出版的期间，他允许出版商将许多他早期的论文分为两本小册子出版。在1651年他又出版了他所翻译的De Cive。利维坦的印刷工作花费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1651年中旬上市，当时的书名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初版的封面卷头插划（见下图）也非常知名，描绘出一个戴着王冠的利维坦巨人，一手持剑、一手持仗，巨人的身体则由无数的人民所构成。
这本书刚出版便造成了轰动。很快的霍布斯便接到了大量的赞美和批评，远远超出当时所有其他的思想家。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却迅速使他与其他逃亡的保王派关系决裂，迫使他不得不向革命派的英国政府求取保护。当时保王派试图杀掉他，因为书中的现实主义内容不但震怒了信仰圣公会的保王派、也震怒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霍布斯逃回了英国，在1651年冬天抵达伦敦。在他向革命派政府表示归顺后，他被允许在伦敦的福特巷过着隐居的生活。
霍布斯与布兰豪的争论
霍布斯在回到英国之后，霍布斯重新开始进行他的哲学原理研究。他在1654年出版了De Corpore，同年也发表了一篇短论文Of Liberty and Necessity，由一名与霍布斯熟识的主教约翰·布兰豪（John Bramhall）出版。布兰豪是一名忠诚的阿米纽教派信徒，他在认识霍布斯之后便经常与之辩论，两人以书信私下往来的方式进行辩论和交换意见，不过霍布斯并没有公开这些信函。后来一名霍布斯的法国友人偶然间发现了一封霍布斯回信的抄本，便将其公开出版并附上「豪华的赞美言词」。布兰豪对此相当不满，于是在1655年将所有两人来往的书信都公诸于世（以A Defence of the True Liberty of Human Actions from Antecedent or Extrinsic Necessity为标题出版）。接着霍布斯在1656年写下了「论点石破天惊」的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回复主教，这封信或许是第一篇详细阐述了决定论的心理学原则的文件，霍布斯的理论也成为了自由意志争论的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主教在1658 年以一篇Castigations of Mr Hobbes's Animadversions回复，不过霍布斯并没有注意到这份回复。
霍布斯与沃利斯的争论
除了与布兰豪的争论外，霍布斯自从于1655年出版De Corpore开始也与其他学者产生不少冲突。在《利维坦》中他挑战了当时的学术界。在1654年，牛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塞思·沃德（Seth Ward）在一篇名为Vindiciae academiarum的文章中回复了霍布斯对于学术界的挑战。霍布斯在De Corpore哲学原理中的许多错误—尤其是在数学上的错误也招致了几何学教授约翰·沃利斯的批评。沃利斯在1655年出版的Elenchus geomeiriae Hobbianae中详细解释了霍布斯哲学原理的错误，他批评霍布斯以逻辑推理的方式作为数学演算的主轴，并揭露了霍布斯在数学上的许多漏洞。由于霍布斯在演算上缺乏精确的计算，造成他经常使用证据不足的假设来解决原理的问题，由于他的兴趣只限于几何学上，因此他对于数学的整体领域并没有很清楚的概念。这些问题都使得霍布斯的哲学原理遭受大量批评。最后霍布斯在1656年发行英文版本的De Corpore时便删除了一些被沃利斯揭发的严重错误，但他仍然在1656年的Six Lessons to the Professors of Mathematics一系列文章里反驳沃利斯的批评。沃利斯接着写了一篇论文反驳霍布斯的论点，并趁着霍布斯发行De Corpore英文译本的期间继续批评他在数学上的错误，霍布斯则以数篇论文反击。但沃利斯轻易的以一篇回复（Hobbiani puncti dispunctio, 1657）击倒霍布斯的论点。最后霍布斯拒绝再回复沃利斯，两人的争论暂时停息。
霍布斯在1658年发表了他的哲学原理的最后一个部分，将他已经计划二十年之久的整套原理加以总结。他在De Homine一书里阐述了整套原理的运作，这套哲学原理也与他在政治哲学上的主张相连。同时期沃利斯则发表了微积分的一般原理（Mathesis universatis, 1657）。这时研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的霍布斯决定再度挑起争论，他在1660年春季再度发起攻势，将六篇论文以Examinatio et emendatio mathematicae hodiernae qualis explicatur in libris Johannis Wallisii为标体出版，批评当时新的数学分析方式。不过这次沃利斯并没有上当，选择沉默以对。霍布斯接着试着提起另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加倍立方体问题（Doubling the cube），他私下从法国一位匿名人士信中得知了问题的解答，试图以这个问题混淆他的批评者。但很快的沃利斯便公开的驳倒了这个解答。霍布斯在1661年底重新以拉丁文出版了这一系列论文（并稍微修改之）并加上替自己辩护文章，在这本名为Dialogus physicus, sive De natura aeris的书中霍布斯还攻击了罗伯特·波义耳及其他沃利斯的朋友。这次霍布斯改变一贯论调，主张波义耳等人的实验纪录—1660年的New Experiments touching the Spring of the Air只不过是证实了他早年提出的推测理论，他并且警告这些新生代的「学者」必须接手他早年未完成的研究进度，否则既有的实验结果便会毫无进展。然而波义耳等人很轻易的便驳倒了这种站不住脚的批评，紧接着沃利斯写了一篇名为Hobbius heauton-timorumenos（1662）的讽刺作品来挖苦霍布斯。在这次惨痛教训之后霍布斯便不再参与科学界的争论了。
关于对几何学的争议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霍布斯又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三阶段的争议行动，并且一直维持至他九十岁为止。第一份引发争议的文章是在1666年发表的De principiis et ratiocinatione geometrarum，霍布斯以此攻击当时的几何学界教授。三年之后他将他的三篇数学论文集中于Quadratura circuli, Cubatio sphaerae, Duplicitio cubii发表，很快的这些文章再度被沃利斯驳倒，但霍布斯仍不放弃，又出版了回应批评的版本，但沃利斯仍在当年年底再次驳倒新的版本。这一系列的争论一直要维持至1678年为止。
霍布斯的晚年
除了出版大量论述欠佳而又饱受批评的数学和几何学着作之外，霍布斯也继续撰写并出版哲学的着作。在1660年英国王政复辟后，「霍布斯主义」这一词开始被用于称呼那些「反对热爱道德和信仰」的态度。刚复辟的年轻国王查理斯三世幼年时曾经是霍布斯的弟子，在他想起霍布斯后，他将霍布斯召至王宫并赏赐他￡100的退休金。
在1666年，英国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对所有无神论者和「不敬神者」不利的法案，这时查理斯国王再次保护了霍布斯免受迫害。当时霍布斯的利维坦被视为是无神论和亵渎的代表作，霍布斯很担心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于是他烧掉了许多可能会对自己不利的文稿。这次危机也使霍布斯开始检视异端的真相，他将研究结果集合于三篇简短的论文上，并将其收录至Appendix to his Latin translation of Leviathan一书里，于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在这几篇论文中霍布斯指出，除了违反尼西亚信经以外其他的理论都不能被视为异端，并且主张《利维坦》一书仍然符合尼西亚信经的原则。
由于国王的保护，下议院通过的法案最后并没有对霍布斯造成太大伤害，不过霍布斯从此不能在英格兰发表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着作了。他在1688年的着作由于无法通过英格兰的出版品审查机构，只得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其他的许多着作则要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有时候霍布斯甚至被禁止回复他在学术辩论中遭受的批评。尽管如此，霍布斯在国外的名声非常高，当时前往英格兰旅游的学者和名人都会抽空拜访霍布斯，向这位老哲学家表达敬意。
霍布斯最后的作品是在1672年出版的一篇拉丁文自传，同时他还将奥德赛翻译为四本「粗劣的」英文译本，并在1675年完成了整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翻译。
霍布斯在1679年染上了膀胱疾病，并且死于接踵而来的中风发作，享年九十二岁。他被葬在德贝郡一座教堂的墓地里。
霍布斯的学术研究
霍布斯拒绝采纳培根的归纳法，而倾向于使用演绎法，但他和培根都强调了感觉经验的重要性，他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先驱。尽管他采纳了笛卡儿的演绎法，但他方对天赋观念的概念。对霍布斯而言，一切思想来源于经验，或者具体地说，来源于感觉经验。
霍布斯是一位唯物论者，由于一切东西都以物质和运动的形式存在，霍布斯认为，像笛卡儿那样设想一个非物质的心灵史荒谬的。一切所谓的心理现象都可以做如下解释：当外物的运动刺激了感受器，从而产生了内部运动，感觉经验就产生了。其他人所指的“心灵”，对霍布斯而言，无非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活动的总量——个人内在的一系列运动。在心——身问题上，霍布斯是物质一元论者，他否认非物质的心灵的存在。
“注意”被解释为某种外物引起感觉器官的持续活动，从而使感觉器官无法对其他事物作出反应。想象被解释为感觉印象随时间而衰退。霍布斯说：“因此想象无非就是正在衰退的感觉；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人类，也发生在其他生物中；不仅发生在觉醒状态，也发生在睡眠中。”当感觉印象衰退了很长时间后，它就被叫做记忆；“因此……想象和记忆无非就是一回事，只是由于人们对之有不同的思考，于是就有了不同的说法”。而梦也和其他所有感觉一样，要么完全来源于感觉，要么部分来源于感觉。
霍布斯认为，外物不仅能产生感觉印象，而且还能影响身体的重要机能。人类的行为受到爱欲（appetite,追求或维持愉悦的经历）和厌恶（aversion,避免或终止痛苦的经历）的激发。换言之，霍布斯采纳了享乐主义的动机理论。他认为，我们使用爱与恨这样的词来描述我们的爱欲（欲望）和厌恶。霍布斯对人类行为持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是没有自由意志。“我们所说的意志，就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直接产生的欲望或厌恶，动物如果能深思熟虑，必定也有意志。换言之，意志就是一种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倾向在众多同时存在的行为倾向中占有优势。
关于著作《利维坦》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是一部体系完备、内容翔实、论证严密的学术著作，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该书被誉为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媲美。
《利维坦》一书写于英国内战进行之时。在这书中霍布斯陈述他对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他自己。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必要。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也就有对每样东西的权力。但由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足的，所以这种争夺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便永远不会结束。而人生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便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
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人像兽类一样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且短寿。
更有甚者，他认为自然状态的威胁随时存在，只要人们一旦脱离了国家，或国家主权一旦遭到破坏，就会立即恢复到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了。
不言而喻，霍布斯的国家契约论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观和自然法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与人彼此离异、敌对，又互相防范、争战不已。不过，由于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驱使下，或者说，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们为了摆脱悲惨可怕的自然状态，甘愿放弃了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彼此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于是建立了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与其说这是霍布斯对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设想，不如说是他的自身心灵的投射。
事实上，霍布斯生性胆怯，他的一生大半在恐惧不安中度过。我们知道，16 世纪的英国和当时的意大利和法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整个社会常常处于无序的状态，个人的生命与安全毫无保障。霍布斯生逢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不时感受到来自暴力和动乱的威胁，在他看来，人类似乎回到了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使他一生矛盾交织，行为乖离。
至晚年时，霍布斯仍没有摆脱恐惧的阴影。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那么，笔者以为，正是这种恐惧成全了霍布斯。
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恐惧，霍布斯对人性的理解就不可能如此深刻，也不可能为他所处的时代孕育出冲破神学牢笼的新思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布斯的恐惧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使他的国家契约说建立在现实的根基之上，而不仅仅是飘浮半空的“假说”而已——也正因为如此，霍布斯成了与培根、斯宾诺莎齐名的思想家！
霍布斯的重要着作
·1629. 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650.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 写于1640年
·Human Nature, or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Policie
·De Corpore Politico
·1651-8. Elementa philosophica
·1642. De Cive (拉丁文)
·1651. Philosophical Rudiments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 Cive的英文译本)
·1655. De Corpore (拉丁文)
·1656. De Corpore (英文翻译)
·1658. De Homine (拉丁文)
·1651. 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 Online.
·1656. 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
·1668. 利维坦的拉丁文翻译
·1675. 翻译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为英文
·1681. 死后出版的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写于16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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