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其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和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压抑与刺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
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30年代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所谓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
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且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
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
（5）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末，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2）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4）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第三，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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