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贾大山在书房。 河北新闻网 资料图
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年头岁尾
贾大山
大栓娘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做什么活儿，两眼一直盯着她那芦花鸡。芦花鸡跑到街里，她跟到街里；芦花鸡跑到院里，她跟到院里。傍午，芦花鸡翅膀一奓，才飞到窗台上，钻到席篓里，红着脸儿卧下了。大栓娘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席篓里的消息。等了好大一会儿，芦花鸡一阵吵叫，终于下蛋了。她收了蛋，匆匆忙忙来到厨房屋里，向老伴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你还不去活动活动？”
她老伴名叫王有福，瘦小身材，大手大脚，两眼红红的，刚剃的头放着青光，满脸忠厚相。两个孩子帮着爷爷准备过年的吃喝去了，他一个人在磨豆腐。他见老伴问得急切，停住手说：“活动什么？”
大栓娘嚷起来了：“你呀，你呀，记性不强，忘性不赖，孩子们的事还办不办呀？”
提起孩子们的事，触动了王有福的心病，黑瘦的脸变得更黑了。老两口生了两个儿子，都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是，一条小院，只有三间房屋，朝哪里娶呢？老两口牙上勒，肚里省，好不容易买下一些木料，打下几架坯，可就是没有宅基地。王有福不止一次地向干部们请求，干部们总是说：“结记着你哩！”一直结记了三四年，媳妇吹了五六个，仍然是八字不见一撇。明年春天大队又要发放宅基地了，老两口便向大哥讨主意。他大哥名叫王有寿，是个精明人，对他们说：“你们差一道手续。”老两口一齐问：“差什么手续？”他大哥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公式，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大栓娘如梦方醒，当时就下了决心，可王有福到现在还没拿定主意，他倒不是舍不得那一桌酒饭，而是觉得那样做不本分。愣了半晌，才说：“那好吗？”
大栓娘晓得老伴的脾气，叹了一口气说：“我问你，像咱这样的户，该不该给一块宅基地？”
王有福说：“该倒是该。”
大栓娘一拍巴掌，说：“这不得了！咱大哥怎么说来？不该办的事，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破坏上级的政策哩；该办的事呢，不吃不喝办不成，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怕什么！”
王有福仔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晓得从哪一年起，村子里酒风大盛。一到腊月，许多人家排队挂号地请干部们去喝酒，一喝就喝到二月二了。结果有些人家在村里，想怎就怎，百事如意，孩子才十六七岁就有了宅基地。咱的孩子也是孩子，人大树高的了，还没有个着落，咱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咱也试试！”说着向外走去。
“等等！”大栓娘不放心地喝住他，“见着支书，你晓得怎样说话？”
王有福挤巴挤巴红眼睛，卖个俏说：“晓得。我就说： 支书，走，到我家干这个去呀！ ”他仿照着大哥的样子，也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公式，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
“傻蛋！”大栓娘小声骂道，“你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请干部们吃喝，不能明说，人家忌讳。只能说： 到我家坐坐。 晓得了吗？”
王有福点点头说：“晓得了，到我家坐坐……”
“等等！”大栓娘仍然不放心，“到在酒席宴前，干部们若问你有什么事，你怎么说？”
“麻烦！”王有福不耐烦了，“你当我是不知事的孩子，咱不是想要一块宅基地吗？”
“傻蛋！”大栓娘又骂了一声，“记住，酒席宴前不兴谈问题儿。人家问你，你就说：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弟兄们不错，想在一堆儿坐坐。 晓得了吗？”
王有福仰起脸，望着天，愣了半晌，一掌拍在自己铁青的脑袋上，哭笑莫辨地说：“唉，老了老了，学习起这玩意儿来了！”
临年的大街上格外清静。社员们都在家里忙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那些慌年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试验他们的鞭炮。尽管这样，王有福也不想从大街走，悄悄拐到一条胡同里。办这种事，他总觉得心虚，恐怕被人看见耻笑。他在胡同里站了一会儿，才向支部书记张老雷家走去。
张老雷爱喝酒，有请必到，不拿架子，越喝越喜欢。从前他当支书的时候，酒后也办过一些私事，社员们对他也有意见。后来世道一乱，他被王香那一伙人打倒了，整整受了十年磨难。王香上台的时候，曾经向社员们做过两条保证，一条是保证不喝社员们的酒，一条是保证不找娘们儿。结果呢，他不喝社员们的赖酒，净喝社员们的好酒；他不找娘们儿，净盘算二十多岁的大闺女。今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政策，他被赶下台去，支部书记又成了张老雷的。王有福记得清楚，张老雷受磨难的年月，他可没有踩践过他，不当人的时候，仍然和和气气地叫他“支书”。今天请他，总得赏个脸面。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就回来了。张老雷不在家，正在大队开会。他寻思出来的工夫太短了，恐怕老伴骂他“傻蛋”，就在街门一旁的茅房里蹲了一会儿；自觉得工夫差不多了，他才回到家中。一进街门，看见老伴站在厨房屋里向他嚷道：“你把瓦罐里那几个鸡蛋弄到哪儿去了？”
王有福愣了一下，说：“年菜都做了，还要鸡蛋干什么？”
大栓娘说：“年菜，年菜，你有几样年菜？我想请咱大哥做一碗 鸳鸯蛋 ，凑个八八的席面哩！”
王有福说：“算了算了，庄稼人喝酒，有什么吃什么。”说着向厨房屋里走去。
大栓娘把门一堵，睁大眼睛说：“有什么吃什么？哎呀呀，那是请人家干部们哩，那是耍笑人家干部们哩？那年孩子他舅舅请王香，酒没好酒，菜没好菜，人家筷子没拿他的就走了。后来在社员大会上吆喝他拉拢腐蚀干部，差点儿把他臊死！你忘啦？”
王有福脸上立刻露出一种紧张情绪，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快过年了，咱爹不吃荤，我把那几个鸡蛋送到咱爹院里去了。”
大栓娘一听，急了，高声嚷道：“你呀，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积攒那几个鸡蛋，你当是容易的？你叫你爹吃了顶个蛋用？”
王有福见她伤着老人，也急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有没有一点孝心？”
大栓娘一拍胯骨：“办事要紧，行孝要紧？”扔笤帚摔簸箕、大嚷小喝地骂起来了。王有福实在忍不住了，红眼睛一鼓，那嗓门也可以：“你看你那个脏样儿，我我我我打你！”说时迟那时快，他扒下一只鞋，嗖地向老伴甩去。大栓娘急忙一躲，啪唧一声，那鞋落在盛豆腐浆的铁锅里。大栓娘一跺脚，冲出屋来，一头抵在王有福肚子上：“给你打，给你打，你打死我吧，死了心里倒干净！”跟头骨碌把王有福抵到一个墙角里。王有福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干脆把眼一合，养起神来。一边养神，不由回想起老伴的好处。从前，她性情温顺，孝敬公婆，全村里无人不晓。这些年世道变了，她的心性脾气也慢慢地变了。她开口骂人，那是因为心里着急，她着急不是为了孩子们吗？想到这里，王有福好声好嗓地说：“大栓他娘，天不早了，你老抵着我算怎么着？咱爹又不是外人，我能把那鸡蛋送去，我就不能把那鸡蛋取回来吗？”
大栓娘见他说了软话，这才放开他，眼泪麻花地诉说起跟他过日子的艰难。王有福劝说了几句，从豆腐浆里捞上那只湿鞋，甩了又甩，趿拉在脚上出去了。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又回来了。走路肩膀一摇一摇，两只大脚啪嚓啪嚓格外有力，一见老伴就说：“嘿嘿，咱爹福气大，该着他吃咱那鸡蛋！”
大栓娘打了个愣，赶紧跟到里屋去。王有福小声说：“刚才我在大街上碰见张老雷了……”一语未了，大栓娘忙说：“掏烟、掏烟来没有，傻蛋？”
王有福把脸一扭，不理她了。大栓娘催道：“说呀！”王有福说：“我嫌你净骂我傻蛋。”大栓娘笑了笑说：“我不骂你了，说吧！”
王有福这才坐在炕沿上，慢慢地说：“人家把烟戒了，口袋里装着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
大栓娘着急地说：“别啰嗦了，他来吗？”
王有福响亮地说：“来。”
“哪天来？”
“三十黑夜来。”
“准来吗？”
“准来。不过有个条件，正月里他请我也到他家去坐坐。”
“你答应啦？”
“答应啦。”
“傻蛋！”大栓娘又骂起来了，“咱是办事哩，不是喝闲酒哩。你到人家去，狗上炕充什么人哩！”
王有福默默笑了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锻炼了那么好的口才，正正经经地说：“办事说办事，喝酒说喝酒。土改的时候，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房子呢，没给咱地呢？1963年发了大水，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救济粮呢，没给咱救济款呢？”说罢，忍不住呵呵地笑了。
原来刚才他在大街上，看见磨房的墙壁上贴了一片鲜艳的梅红纸，上面写着毛笔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领结婚证的青年男女们的名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生孩子的妇女们的名字，最后一张梅红纸上写着刚刚批给宅基地的社员们的名字。明年该办的事，今年破例地张榜公布了。大栓娘听了，急不可待地问：“那最后一张梅红纸上有没有咱家的名字？”
王有福乜斜着眼说：“你猜？”
大栓娘看着他那笑眯眯的样子，心里明白了，身子一软，咕咚一声倒在炕上。王有福急忙问道：“大栓娘，你怎么了？”老婆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哎哟，喜欢死我了！”王有福呵呵笑道：“可别喜欢死了，咱还磨豆腐哩，起来做饭吧！”
老两口吃罢饭，一同来到厨房屋，一个添豆公式儿，一个摇磨拐，一个说“张老雷有改志”，一个说“活该他们打不倒”，欢欢喜喜地磨起豆腐来了。
（此文发表于《奔流》杂志1980年第5期）
(原标题：作家贾大山逝世20周年，河北日报转发习近平文章《忆大山》)
(原标题：作家贾大山逝世20周年，河北日报转发习近平文章《忆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