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最终教会了我们宽容
参加中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记得,那天,我带了一支铅笔,一根直尺,一个圆规,一块橡皮,三支圆珠笔,总之,该带的,不该带的,全带上了,攥在手里,满满的一大把。
一个姓邢的同学,看了我一眼说:“你带这么多干什么?”说完,他眉梢向上一抖,眼珠微微往眶角一轮,牵出满脸的鄙夷与不屑来。
而他的手里,只有一支圆珠笔,连橡皮都不曾带的。我仿佛是一个穷人,拿出几个硬币来摆阔,不小心正好被富人撞见。富人一说话,我满脸的窘迫。
恍惚间,我想反驳几句,却无言以对。邢同学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老师的宠儿,而我够不上差生,也几乎相当。在这样的鄙夷面前,我只好束手就范。
那一年,邢同学考上了师范,我没考上,灰溜溜地读了高中。
开始学习写作,是在大二。那时,别的同学花前月下,尽享人生的快意,我却伏在教室里一本正经地写稿子。每写出一篇文章来,都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自我赏阅,自我陶醉,凡三五遍,不能自已。第二天,拿着稿子,便心急火燎地送到市报社的编辑部去。市报社离我们学校不远,于是我常去。很快,副刊的编辑也就认识我了,但那位带着眼镜的老先生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稿子放这里吧,有消息我告诉你。这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我希望的情形是,他看完我的稿子后,拍案叫绝,说,这个稿子太好了,马上发!
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得可以。
后来,编辑部新来了一个编辑。据说是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他渐渐对我频繁光顾编辑部的做法不感冒了。有一天,我送完稿子,正要走,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以后,别来了行不行?!”
当时,我还沉浸在送稿子的喜悦和兴奋里,他的话,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我说:“怎么啦?”
“你看你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还好意思老来?”
他的后半句话,拖着方言与普通话交杂的腔调,怪怪的,怪得直到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抬眼看他,白净而周正的脸上,是丰富的鄙夷,以及夹杂于其中的一点诚恳的愤怒。这样白净而周正的脸,再加上这样丰富而激动的表情,一下子让我刻骨铭心。
最后,我甩下一句话,说:“我偏来。”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曾经被我认为是生命中的奇耻大辱。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打磨,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也理解了。那位姓邢的同学,初中毕业后,我们一直疏于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哪一天,我看到他,我紧握着他的手所能感受到的,只会是几十年重逢后的温暖和喜悦。
至于那个编辑,即使我们重又邂逅了,我想,我们也只会行同陌路——他不认识我,我也认不出他来了。我曾耐心地翻看过我以前所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是糟糕透顶。幸亏他站出来断喝了一声,否则,我就那样糟糕透顶下去了。
现在,我该对当时对他的恶毒诅咒忏悔。年轻的心,总是狭隘自私的。即便,他那时真的是出于恶意,我也能原谅他。因为,假如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我只是在人生的那一刻,与他们人性中恶的部分狭路相逢了。而在我看不到的另一刻,他们可能给另外的人的,却是谦逊、友善和亲切。他们并不是坏人。这个世界,可能原本就没有坏人,只有被逼成坏人的人,以及被错认为坏人的人。这样看来,我们该原谅的人应该更多。
而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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