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到涂坊，我才11岁，跟着大人上街看热闹。红军在涂坊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在赖屋坪的台子上讲话，叫大家不要害怕，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有东西就卖给红军吃。那时候家里穷，听说红军要买东西吃，刚好村里前几天扛菩萨，家里还有簸箕粄。我提了一香篮粄子上街卖，一会儿就卖完了。又冲回家再提了一篮，也很快卖完了，得了100多个铜片，父亲好开心。我看红军很和善，就说我也要当红军。红军说我太小了，长大了再说。红军给群众发了很多硬纸壳的‘名片’，我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是宣传单，带回家后来被国民党搜走烧掉了。

“1929年底，红军再次从涂坊经过，前往连城新泉。红军前面走，后面就有国民党的中央军部队追来。听驻在涂坊的国民党兵对我说，国军的指挥官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后来才没有追击红军，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我只知道红军第一次来到涂坊，就给穷人撑腰，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后来才会有涂坊农民起来暴动。1929年6月19日，张赤男、罗化成领导涂坊暴动。暴动后罗化成在涂家祠宣布成立涂坊乡农民协会，张景威当主席。还成立了赤卫队，由涂凤初当队长。

“1929年10月19日，涂坊举行第二次暴动，成立了涂坊乡苏维埃政府，乡苏设在涂氏满房的老祖屋，涂文政当乡苏主席。后来又成立了涂坊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涂坊的老路下，现在房子都还在。第二次暴动不到一个月，长汀反动民团黄月波、俞志的武装几百人进入涂坊，到处杀人、烧屋、抢财物。张赤男在宣成接到报信后，派人到上杭蛟洋联系傅柏翠的地方红军，分三路包围涂坊，把造孽的民团赶走了。后来我们吸取教训，扩大了几百人的武装，开展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保卫家乡红色政权。

“可惜后来误杀‘社会民主党’，涂坊很多最早起来革命的骨干都被冤杀，损失太大。涂坊黄竹坑有一对在福州读大学毕业的夫妻，最先被杀，罪名是‘社会民主党’是他们带来的。涂步嵩的儿子涂国琛（时任青年团书记）、涂太英、涂荣珍等人是在涂坊周边山区被杀害的。赖坊的土楼岗有一次杀害了七、八十人，参加红军的团、营、连、排、班各级骨干几乎杀光了。我有个堂哥叫涂华英，是涂坊少先队的书记，因为‘自由恋爱’结了婚，也被杀了，那个场面太可怕太残忍了。后来中央派李明光带部队到涂坊来，才制止了继续‘杀社党’。”

补充团年龄最小的新兵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涂坊是长汀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我年龄小，只能参加儿童团，经常带着一伙同龄孩子在土楼山上出操。县苏军事科的干部看我比较灵活，让我当涂坊乡（后改称红坊）的儿童团队长。队长必须会带操、叫口令，打马刀花、刺枪也要比别人好。我们涂坊革命活动开展早，是‘老苏区’，因为我儿童团队长当得好，所以很快被上级选拔到新区宁化去开展工作。那时候我才12岁。

“开赴新区的工作团有20多个人。在宁化淮土乡，因为反动民团祸害群众，很多偏僻村庄的群众都不敢在家里生活耕作，大量田地都荒掉了。我们工作团的同志开展宣传，动员藏在山上的群众下山回家。挨家挨户上门去询问谁家穷谁家富，划分阶级。帮助当地成立苏维埃政府，选举出乡苏主席等干部，带领贫苦群众分田地。选出乡苏主席后，我们还在淮土住了两夜，过后就回涂坊了。

“1931年，各级苏维埃政府宣传扩大红军，我已经13岁。家里非常穷，我天天闹着当红军，父亲拿我没办法，最后说也好，到部队磨练一下‘更会大’。父亲找到涂坊区苏的裁判部长涂步元，我就这样‘走后门’自愿参加了红军。那一天，我们涂坊参加红军的有50多个人，在乡苏政府集中，沿街上走，没有人送。大家步行经过凹下、三洲往长汀城走，到河龙头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走到新桥，走了两天才走到新桥往宁化方向十里路的新兵连驻地报到。新兵连设在一座坐西向东有门楼的大屋，连长是一个湖北人，我是连里最小的新兵。

“我们在新兵连天天训练，走队列，开展政治学习，早上要开班务会，交代各种注意事项。平时没有枪，只有站岗的时候有配两支枪。干部特别照顾我，训练一个月，我只轮到一次夜间站岗。连长查哨时故意试探我，我耳朵有点背，但是眼力好，认得他是连长。

我远远地喊‘口令’，连长没有回令，继续走过来。我再喊‘口令’，连长才回令。连长问我如果他是敌人会不会开枪，我说会。他说对，遇上敌人就要开枪，吹紧急哨报警，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连长对我们很好，处处关心指导我们。因为斗争形势紧张，我们新兵连训练一个月就分配下部队了。

“罗化成当时在福建军区当文化科长，调我去当了7天通信员。后来上级调我到福建军区司令部特务连通信排当兵。到通信排开始有枪背了，我心里可欢喜了。福建军区那时驻扎在长汀的十里铺。我的排长是漳州人，姓张。班长姓吴，是永定人。红军队伍官长士兵自由平等，有个涂坊的新兵本来安排他去担架队，可是他不愿意去。他的哥哥在省苏当土地科长，他想和哥哥离得近一点。姓王的纵队司令心肠很好，看这人一直哭，后来就安排他到军区通信排。我那时候思想简单，只要能留在部队有吃有穿就很开心，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幼稚。”

娃娃兵的传令兵生涯

“1934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军的部队十多万人，从龙岩、连城来进攻长汀苏区，红军主力军团在松毛岭组织防御。有一天，上级通知我和几个战友到长汀河田开设通信站。说河田距离松毛岭近，便于传递军事情报和命令信息。说走就走，我们从长汀的东街出发，走路到河田，在河田街上的一间店铺里住下来。站长是永定高梧的吴福清，成员有一个姓赖的江西于都人，一个姓俞的河田人，还有一个永定高梧人，和站长同姓吴。加上我，总共有5个人。

“因为红军缺少军装，我们大多数头上戴着五角星的红军帽子，身上穿的是便衣。背的枪有小马枪、老套筒、俄国造，花式多样。送信时再挎一个干粮袋，里面装有上级的宣传标语口号、部队的秘密口令、军事情报信、前方红军的家信等等。有时两个人同行，任务多时只能一个人单独送信。送信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随传随到随时出发。原先在军区司令部通信排时就去过不少地方。第一次是和一个老兵送信到连城朋口街上的通信站，我跟在老兵身边，一路很平静没有惊吓。从东街送信到童坊，夜里爬大山，黑乎乎的很吓人。山上经常会碰到老虎和毒蛇，有时还会遇上打劫的土匪。后来，从军区驻地送信到长汀宣成区的张屋铺街上，送到宁化安东街上的一间店铺，上级指示到哪里就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