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左)为冯骥才颁发奖杯证书 周巍 摄

年度长篇小说

致敬词

冯骥才 《单筒望远镜》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冯骥才先生的创作涉及多种体裁,小说、散文、诗歌、纪实……在虚构与非虚构的不同文体空间里,他左右腾挪,游刃有余。同时,他能反思传统,也反思现实,绝不自限于“文学”的层面,将美术创作、非遗保护、民间艺术也纳入他的文学空间。

他最新推出的这部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可视为回归之作,延续了文化反思的主题。从一段跨国恋情开始,以古朴精致的语言,行云流水的叙事,为我们展开了一卷真实、生动、厚重的历史画卷,在一百多年前的天津一隅,中西文化的碰撞跃然纸上。

一位会为自己笔下人物落泪的作家,一个藏在心里三十年才写出来的故事,仅凭这两点,《单筒望远镜》就值得我们致敬。

冯骥才和老伴闲聊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等我岁数大了……”这时候老伴会马上回话:“怎么你还没老啊?”

这位忘记自己年龄的老先生,今年春天凭一个奖,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他时隔30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获得2019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奖,而77岁高龄的他也不远万里从天津来到广州,和一波又一波的读者分享他的写作生活。

近30年来,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叱咤风云的冯骥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如今他带着《单筒望远镜》“重返”小说,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惊喜——

小说一般要改七遍

从未停止写作

卅年不断酝酿

羊城晚报:《单筒望远镜》是您时隔30年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熟悉您的读者都为您“重返”小说欢呼雀跃,不知道您本人是否认同“重返”这样的说法?

冯骥才: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的保护,但我并没有停止写作,文学方面像散文、随笔都有,量不大,但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写作的档案、田野调查等文章量很大,绝对超过我的小说。我做文化遗产抢救前后20多年时间,如果两年写一部长篇的话,至少有10部长篇,相当于我放弃了10部长篇。谁也不知道,我把内心多么热爱的东西放下了,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大家现在说我“重返”小说,我是认同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不是“重返”文学,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文学,包括《单筒望远镜》中的很多人物和故事情节,其实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写”。

羊城晚报: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单筒望远镜》的写作?写这个长篇花费了您多长时间?

冯骥才:这部小说在我脑海里已经酝酿了30年了。小说还没开始写的时候,先在脑子里写。对于里边的人物,不断地想,他们在我心里活起来,有性格了,有脾气了,跑来跑去了,最后想从我脑子里跳出来,跳到纸上去。但在2018年之前,我都一直没有时间去写,因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也没有这个奢望。

到真正动笔写这部小说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去年9月中旬,中国非虚构写作协会在甘肃张掖召开非虚构文学研讨会,研讨会当天上午我给1000多位观众做了一场演讲,比较疲劳,下午年轻人都跑去马蹄寺玩去了,我留在酒店休息,但靠在床头上也没睡着,靠着靠着忽然脑子里蹦出了几句话,就是《单筒望远镜》开头的那几句,它们就好像一个精灵,钻出来了,特别有感觉。我就用手头的iPad开始写,等他们回来时敲门,一看已经写了2000多字了。

从此就停不下来了,每天都在写,高铁、飞机途中都不放过,整个人被想象力主宰了,50天后,初稿就完成了。我写小说一般都要改七遍,这部小说也是,后来改了七遍才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只是复制生活

续写怪世奇谈

延续文化反思

羊城晚报:据说这部小说中不少荒诞离奇的情节源自您的亲身见闻,而您也一直擅长以民间传奇为脚本进行创作,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部小说中的真实和虚拟?

冯骥才:故事的原型是朦朦胧胧的,曾经听人家说起,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天津有个银行的职员和一外国女孩恋爱,语言不通,这个事当时闹得很厉害,外国人非要杀了他不可。放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个很离奇、很荒诞的故事。但是这个悲剧爱情故事本身并不是我写作的目的,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情爱遭遇”去表现我想表现的“文化撞击”——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时候,这对异国男女稀里糊涂地坠入爱河,却因为文化的隔阂、时代背景的悲剧性,注定不会长久。

羊城晚报:小说中涉及历史叙事的部分是完全真实的吗?

冯骥才:这些材料必须是真实的,是从生活里来的。写历史小说,材料就是从历史生活里来的。这需要大量的积累。比如我写天津老城,我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对这个城市太了解了,我做过老城的抢救,曾经带着我的团队,将近100人,把整个天津的历史文化捋了一遍,重要的东西一一拍摄记录,对天津的每一条街巷,都有地图刻在心中。落到小说里,我的人物从什么地方来,去什么地方,都在我脑子里一目了然。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生活、经济、社会、文化,拥有很多的细节记忆,但我都没有铺开来写,单单说纸局吧,我要不节制的话都能写几万字,因为我对这个太了解了,从小画画,围着纸局转,这一行里的各种规则,我太熟悉了。再比如说文人的书房,是什么样的,我跟老一代的文人接触多了,文人用的文房四宝、纸笔墨砚,书房是什么样的气息,都在我脑子里。我想给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什么样的书斋,很自然就想出来了。

比如我写欧阳觉一家是从宁波来到天津,因为我自己就是宁波人啊。写宁波来的人物,我容易找到感觉。他们会从宁波带很多细节来,带来他的仆人,宁波人的吃饭、穿衣都有他们一套,宁波人都瞧不上外地的裁缝,我现在穿的外套都是宁波裁缝做的。

其实就是生活中很多零碎的细节,最终成为写作的素材。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边写到有个女孩马斯洛娃眼睛有点斜视,我想他一定在现实生活中看过别的女孩眼睛斜视,跟这样的女孩目光接触时,会有一种特异的感觉,搁在小说人物身上,读者就会有相当真实的感受。这是小说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将万千的生活感受融会贯通,但到出手时绝不只是对生活进行简单复制。

羊城晚报:《单筒望远镜》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00年,而之前出现在您长篇《神鞭》《三寸金莲》中的“辫子”“小脚”也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您为什么会那么在意那个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