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1900年是中华民族最贫穷、最愚昧的时期,我们在全封闭的情况下,眼光狭窄,对世界不了解,而且也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这时候最容易看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问题,包括鲁迅说的国民性的问题,也包括后来说的落后挨打的问题。中国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时代看得最清楚。我希望通过这个时间节点的小说创作,启发人们从历史上更深层次地去反思中西文化的交流,该如何去选择今天和未来的道路。
羊城晚报:选择单筒望远镜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是基于偶然的灵感还是苦心酝酿的结果?它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冯骥才:单筒望远镜在天津的古玩店里很常见,多是外国人留下来的。有一回我在古玩店看到它时,正好我在想这个小说,觉得特别适合。单筒望远镜有一个特点,必须一只眼看,有选择地看。在爱情的立场上,单筒望远镜一定是选择对方美好的视角。在文化的角度来看,单筒望远镜又一定会选择自己好奇的东西。小说中,欧阳觉和莎娜互相吸引,同时莎娜很好奇中国人的小脚,欧阳觉则看到外国人奇形怪状的头发、服装等,这都是单筒望远镜带来的选择。
用单筒望远镜作为交流媒介,当两种文明对立的时候,就会把对方的负面看得比较大。大量的误解,构成了那个时代的背景。选择对抗还是交流,决定了人物命运和历史的走向。这对现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启示。
“我是一个失败者”
放下写作转型
卖画保护村落
羊城晚报:上世纪九十年代,您为何会暂别挚爱的文学,跳进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漩涡里”?
冯骥才:与其说是我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对我的选择。我们赶上了一个社会转型期,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但转型的时候一定要将前面的文明成就瓦解、毁灭吗?当然不是这样,过去的文明中存在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传承,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在中国人急于想富起来的时代,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人都在追求物质。知识界站在文化的立场,总会比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就应该有一批人先站出来,大声呼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最初,我喊出保护文化遗产时,人们还不理解,当时,我就是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想法,只能先把写小说这支笔放下,做出牺牲。虽然说这样的牺牲对个人大了点,但我想回馈给社会的,应该是比小说意义更重大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觉得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就感大过写作?
冯骥才:其实也不全然是,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做,很多文化遗产再不去抢救,就全没了。像中国的古村落,已经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经常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老村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村子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没了。
后来国家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2012年发动立档调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在全国选择5000个极具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命名保护。
羊城晚报:您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光是为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出版的书籍数量就很可观,是怎么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来的?
冯骥才: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组织了几次画展卖画,将卖画的收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资金。有一年在苏州画展,我把心爱的画全卖了,一时觉得家徒四壁。当天展览落幕时,画作都有了买主,我让摄影师帮我拍了一张照片,从那一刻开始,就跟这些画作说再见了。不像书,画的原作卖出去了,就永远也看不见了。我还是很伤感的。
过去20多年,我白天往各地跑,做大量的调查,很多时间的写作是做文化档案、做普查提纲。没有人劝我这么做,但我觉得必须做,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要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底,才能真正催生对文化的热爱、对民族的自信。
非虚构也有魅力
应该放缓脚步
关注严肃文学
羊城晚报:虽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暂别小说,但最近几年您接连出版了《凌汛》《无路可逃》《炼狱·天堂》《激流中》等多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近年来也很热门。在您看来,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是什么?
冯骥才:非虚构的东西大家之所以比较喜欢,应该是虚构文学衰弱的表现。如果虚构文学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特有的魅力,就像19世纪那样不断有伟大作品诞生,那么我想它的空间不会被非虚构侵吞得这么多。但是说到底,非虚构也有非虚构的魅力,它凭着事实说话,它是历史的本身,也是现实的本身。只能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太精彩了,变化太快,太有吸引力,造就了非虚构文学的旺盛。
不过,事实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不是写出来就是文学,也不一定。记者也可以通过采访把事实写出来,写出来也是很好的作品,在新闻上也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它不是文学。非虚构文学是什么?是在现实中拿出有写作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写的时候,它得是文学。文学的第一位是思想。人人都能写作,但不是人人都能创造。
我两种都爱,两种都写。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用了近十年采访调查,写了一本反映“文革”记忆的书,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应该算是最早一批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吧。
羊城晚报:您说虚构文学在衰退,但是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却在升温。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高质量的文学活动总是能吸引很多人参与。
冯骥才:这绝对是好事!人们关注文学,特别是关注严肃文学,说明人们对自身的精神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了。严肃文学属于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是更本源的文化,也更具精神性。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太物质了,人们应该放缓一下脚步,眼光不能只盯着现在,也要关切历史和未来。
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现任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两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吕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