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颠覆显然来得更早。但人们写自传总喜欢停留在庸俗的逸闻趣事上，因为这样才能让人有兴趣停下来。有人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赋予了如此贬值的话语以某种价值和某种存在的模式。目前，我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在这十年中我一直关心着的是：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中，这样的社会中，话语、写作、言说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我觉得我们从来就没有赋予这样的事实以如此的重要性，即再怎么说，言说总是存在着的。言说并不仅仅是一种透明的胶片，透过它，我们就能看见事物，它也并不仅仅是照出人们所思所想的镜子。言说有其自己的质地，自己的稠度，自己的密度，自己的功用。言说的法则就像经济法则那样存在着。言说，就像纪念碑似的存在着，就像一门技术那样存在着，就像社会关系体制那样存在着……

　　这种专属于言说的密度，就是我所要诘问的。当然，与我孩提时期将话语彻底贬值的做法相比，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转变了。我觉得（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所有那些自认发现了某些东西的人的幻觉而已）我的同时代人都是我孩提时期的那种海市蜃楼的受害者。他们就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就像我家人所相信的那样，也很轻易地认为言说、语言，归根到底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很清楚地知道，语言学家们已经发现语言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遵从法则，但他们特别坚持的是语言的结构，也就是说是潜在的言说的结构。但这正是我要诘问的，我要问的是现实当中的言说显现的模式和功用，我要问的是言之有效的那些事物。这涉及到对言之凿凿的事物进行分析。而这都与我小时候想的完全相反。

　　尽管如此，不管我有什么样的转变，直到我开始写作之前，肯定都会在我的孩提时期存有一定数量的演变的线索，这样就能重新回溯过去。比如说，让我极为震撼的是，我的读者都会自动认为，在我的写作中，有某种挑衅性。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认为自己现实当中从来没攻击过某人。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极其温柔、静谧的活动。我写作的时候，有种如丝绒般光滑的印象。对我而言，丝滑写作的观念犹如一个熟稔的主题，自有其情感与感知上的极限，在我写作的时候，它不停地萦绕着我的写作计划，引导着我的写作，让我每时每刻都能选择自己想要使用的那些表达方式。就我的写作来说，丝滑是一种标准的印象。因此，当我发现人们觉得我的写作干巴巴、咄咄逼人时，我很是吃惊。细细想来，我觉得他们也有道理。我以为在我的笔端有一种古老的手术刀的传承性。不管怎样：我在白纸上描画出这些挑衅性的符号，就像我父亲做手术时，在他人的身体上划手术刀一样？我只是把手术刀转换成了钢笔。我将治疗的有效性转化成了自由言说的无效性；我用纸上的涂鸦取代了身上的瘢痕；我用写作中可擦的、涂抹得干干净净的符号取代了瘢痕的不可擦性。也许，我应该走得更远。对我来说，纸张或许就是他人的身体。

　　肯定的是，我近三十岁时所体验到的，就是开始感受到写作的乐趣，这种乐趣总是在和他人的死亡，亦即普遍的死亡，打些交道。写作与死亡之间的这层关系，我不太敢妄言，因为我知道像布朗肖（Blanchot）这样的人曾对更本质、更普遍、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事物的主题说过很多，远比我现在所能说的好得多。我在这里只是说说那些印象，它们就像是壁毯的背面，目前，我试图循着它们走下去，我觉得壁毯的另一面也很有逻辑，而且勾画得也很漂亮，不管怎么说，不比我展示给他人看的地方勾画得更差。

　　对您，我想稍稍在壁毯的这个背面停留一下。我会说，对我而言，写作与死亡相连，也许本质上是和他人的死亡相连，但这并不表示写作就像是谋杀他人，伤害他人，去反对他们的存在，这种终极性的谋杀行为会将他人清场，在我面前敞开一个至高无上的自由空间。完全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关涉他人的死亡，但从本质上来看，是在关涉已经死亡的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讲的是他人的尸体。我应该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稍稍假设他们的死亡。谈论他们的时候，我处在了正在验尸的解剖学家的位置上。我用写作来游遍他人的身体，我将它们切割开，我撩起他们的表皮和皮肤，我试图去发现里面的器官，让这些器官敞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最终让疾患的病灶、恶的病灶显露出来，而这病灶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它具有消极性，最终构成了他们自身。事物和人的有毒的心脏，就是我一直试图曝之于光亮之中的东西。而我也总算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认为我的写作是在挑衅。他们觉得其中有某种判他们死刑的东西。事实上，我远比这天真得多。我并未判定他们死刑。我只是假定他们已经死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在大喊大叫的时候，感到如此吃惊的原因。我像解剖学家示范解剖时，被解剖人在他的手术刀下猛然醒过来那样吃惊。眼睛猛然睁开了，嘴巴开始喊叫了，身体开始扭曲，于是解剖学家惊呆了：“瞧，他还没死！”我认为，这就是那些人在读过我的著作后批评我或朝我大喊大叫的原因。我向来都很难去回应他们，除非找托词，可他们也许又会以为这其中含着一丝嘲讽，但其实这真的是我表达吃惊的方式：“瞧，他们还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