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我现在非常关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一个优秀的作家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一定存在着一种爱恨交错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既是作家认识世界的窗口，也是作品改造世界的动力。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从“文化大革命”一路走来，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不久前，保加利亚的一家媒体约我从最个人的角度写一篇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我想到了我的长篇小说《遗弃》。这部作品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里的跌宕，为读者理解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如果我现在要为新京报文化频道写一篇文章，我还是会写这部作品与这个时代，文章的题目还是会叫《中国改革开放与一本书的命运》。

新京报：有人说未来文学会消亡，你认同吗？

薛忆沩：我在理智上认同，但是在情感上不认同。我甚至认为“未来”是一个太遥远的所指。你可以将它改为“不久的将来”。文学是“人”学，这个“人”应该是有神秘感和有隐蔽性的人。但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个为文学提供原型的“人”差不多已经夭折。现在，人最隐秘的心理活动都已经能够被电脑定位，“少年维特之烦恼”估计用一小片处方药就能够缓解，不再需要借用小说的形式来宣泄。在理智上，我承认文学的前景十分暗淡。然而，文学既是我的日常生活，又是我的精神追求，在情感上，我不会认同那种悲观的看法。我还会不断出发，而且是满怀信心地不断出发。

采访/新京报记者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