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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为何《聊斋志异》比《红楼梦》外国读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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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申城各角落都上演着温情的阅读场景。“诗书传家”是我国最有名的古训之一。然而,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强势来临,绵延几千年的阅读习惯被生生阻断,以至于不少孩子对最易读、最可读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有意无意的疏虞。文学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文汇讲堂第125期嘉宾)认为,文艺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而文学经典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是任何其他书籍所无法比肩的。科学技术给人以高度,文学经典给人以广度,看完近日讲堂对人工智能的诸多科技报道,不妨感受一下文学和生活的温度。

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经典

文学之所以易读,一是因为它的基因:来自口口相传的神话和朗朗上口的歌谣,二是因为它不像近亲——哲学、历史那么抽象和概括;之所以可读,除了上述原由,还因为文学是形象的、具体的、审美的和富有情感的、色彩斑斓的。提到情感和色彩,《诗经》不必说,《荷马史诗》也没有因为荷马是孤独盲人而使情感和色彩有任何的阙如。究其原因,生活是其一,想象是其二。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加上想象,也便使文学如虎添翼,可以游走、翱翔于形象的、具体的、审美的天空。举个例子,我们吟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温庭筠)等等,鲜有不思念故乡、不产生共鸣的。同样,我们读到《岳飞传》或《北宋杨家将》时,又怎能不热血沸腾、陡增家国情怀?当然,假如我们读到柯尔律治:“设若你梦见自己去了天堂,并从天使那里接过一支玫瑰;而你醒来之时,玫瑰就在手中”,又当如何?这样的问题自然会将我们引向西方神学、西方传统。

说到西方传统,我不由得想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故事。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曼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那是1938年的春天,《堂吉诃德》陪伴了曼的整个航程。最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3月29日:我梦见了堂吉诃德。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数日里和我促膝长谈……他和我一样谦恭友善,而且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热情。于是我想起了昨天的阅读:‘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了,我现在是好人、善人阿隆索·吉哈诺,在家受人尊敬,外出也人见人爱。’于是,无限的悲痛和怜悯、崇敬和思恋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有一种传统,它非常欧洲,那就是怀旧……然而,透过晨雾,眼前渐渐浮现出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那是一抹神奇的殖民地风景,耸立着一座高塔入云的伟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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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分岀版的长篇反骑士小说

据曼回忆,《堂吉诃德》是他童年接触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是的,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就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

事实是,曼一发而不可收,并终究激发、成就了他的天才。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他关于怀旧的指涉。我以为怀旧同样非常中国,并且是人类共通的情状。尤其是在中国,怀旧与土地、乡情关联,盖因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农耕社会而繁衍至今;用故友柏杨先生的话说,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依恋故土矣。是啊,从隆古的谣曲到唐诗宋词,我们最美的篇章莫过于思乡怀旧之作。

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阅读的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而文学阅读无疑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佳门径。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或可谓文学的最大好处之一):集审美(趣味)和价值(德性)于一身。古今中外,鲜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们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再到写故事和讲故事,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因由之一。设若非要将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艺显然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2016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纪念伟大先贤、推动全民阅读。就参加的几场讲座而言,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唏嘘了好一阵子。首先,参加活动的听众或观众多为离退休老人和已晋父母的中年男女。归类并包,他们的问题几乎只有两个:怎么才能让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可见他们所来所往十分明确:为了孩子。

我当时趁势借用了塞万提斯的一句名言: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大意如此。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认为没有比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更有效的了。除却前面提到的两大特性,它们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也是任何其他书籍所无法比肩的。相形之下,目下充斥的电子游戏和网络快餐其实非常不利于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且不说前者所赋予的感官刺激妨碍儿童亲近文字,即使比较严肃的影视作品也因其不可避免的单向度定格而对阅读(文字)的巨大张力产生制约作用。这里还有心理学层面上的先入为主。比方说,《红楼梦》中人林黛玉,影视作品给出的只能是陈晓旭或张晓旭、李晓旭,而绛珠仙子在我们心目中却是说不尽的,其中的审美想象近乎无限。恰如后结构主义所夸张的意义延宕或延异,这是语言文学特有的想象力熵值:越是经典,其想象空间越大,熵值越高。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德语)。

在国外,较之《红楼梦》,《聊斋志异》无疑拥有更多读者。在这些读者中,青少年大多将女鬼的故事视为恐怖小说。问题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女鬼总是爱上书生?哈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写书说书的大都是书生。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若非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围绕这个做几篇博士论文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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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著作《红楼梦》(左);蒲松龄著作《聊斋志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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