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说儿童的共同特点是不把游戏当游戏，不把故事当故事（虽为虚构，却非常真实。富恩特斯借矛盾修辞，谓此乃“真实的谎言”）。所谓戏时“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白）；学则“幼是定基，少是勤学”（洪应明），否则必然白首方悔读书迟，空悲切。

说到悲切，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正是读书的好时节；但应考、游戏、恋爱及各种难违之约、难却之情也纷至沓来，每每令其应接不暇。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主观因素。倘使荒废精力、远离书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语言文学是一个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关键在于，少年易学老难成。人活一生，草长一春，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体验却几近无限：激发彼时彼地鲜活存在的无尽想象，其审美和认知价值无与伦比。这自然也是文学的一大好处。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热情，大可治平———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小可修齐——用想象“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泰戈尔），或“让小鸟在彩虹上筑巢”（维多夫罗），或“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陈子良），从而让自己书卷气满满、乡思感足足。

此外，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认知方式或载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蕴藉了太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文学的重要、传统的重要。而语言文学永远是一个民族所能传承的最大传统，也是其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文学是多维的，它既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否定性想象，也可以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既可以像卡夫卡、博尔赫斯那样哲学化，也可以像乔伊斯那样让你啃去吧！不过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取舍由己，俯仰任意。谁叫文学是一座摸不着边际的冰山呢？我想海明威在言说冰山理论时，他是极其谦恭的。这理应是所有文学读者、作者、译者和学者（尤其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英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首相丘吉尔

科学技术给人以高度，文学经典给人以广度

且说读书的习惯一旦养成，必定终生受益。就各国阅读数量而言，位居前列的以色列便是文学“消费”大国。文学经典老少咸宜，尤其对于阅历较浅的青少年，上可修心明德，中可增才添华，下可消磨时光、权作怡情雅趣。古人云，勤可补拙，勤可补阙，想人家萨拉马戈30岁爱上文学，而后大量阅读；60岁开始写作，再而后一不小心捧得诺贝尔奖；尽管诺贝尔奖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更非唯一的标准。反之，爱因斯坦从小喜欢文学，但最终却选择了科学，并视科学为文学的姐妹。可惜他没有认真讨论过文学同科学的关系，倒是在谈论宗教与科学时不经意捎上了文学。同时，爱因斯坦认为第二类宗教是“道德宗教”，即人们出于心灵慰藉或终极关怀而催生的信仰。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尊重起见或基于抚慰的需要，许多科学家即或不信上帝，也会予以搁置。第三类显然是爱因斯坦真诚拥抱的“宇宙宗教”，那是物质和精神、自我和万物的双重或双向求索，它服从于人类广义的艺术和科学精神，是源远流长的“爱智”思想在现代与未来的延展。它体现了哲学、文学或科学本体论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既向内又向外的无限诘问与探询。后者是由画家高更最先提出的，它非常哲学，也非常文学。它被习总书记引申为“我是谁”“为了谁”，从而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一如将王国维治学三论引申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三境界。

然而，读书永远不晚，现学现卖尤为未晚。小时候来不及读、没兴趣读的各色经典，你一定希望引导儿孙去读。这或许也是你的阅读机会。

海德格尔说过，人的最大悲哀是“向死而在”；用德里达的话说，则是“知死而生”。它恐怕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证之一，但这个显证恰恰是人类的悲催。而文学多少可以使这种悲催显得不那么悲催。这也许是文学的另一个好处：人生最可信赖的伴侣和安慰。此外，随着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的扩展，作为人类情感的最佳表征，文学也许将取代乡思，成为未来儿童的最好记忆，一如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最好记忆。总之，文学所言固然不一定全是真话，但至少会有柯尔律治之花，而且一定是永不背叛的朋友和永远爱你的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