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小说里面就没有王起明和郭燕离婚，也没有David这个人，重新做剧本时加了David，延伸出了郭燕跟David结婚，王起明和阿春这两条线。”至于为什么要加入David，郑晓龙有着题材和专业上的考虑，“我现在总结这个剧，表面上是商战加爱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讲不同的文化，东西文化的撞击。我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故事放在美国的华人当中，所以加了David这个人，在他的身上能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以他对待郭燕的态度为例，David就会公开赞美她，他认为喜欢一个人就要给她更好的生活，这在当时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后来很多在国外拍的电视剧都没有这么深入的思考，也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就是一帮华人在国外，把他们的故事放在国内也同样成立。如果纯粹为了取景其实完全没必要。”

　　David并不是纯虚构的一个人物，他的真实原型是郑晓龙当时所在美国公司的一个美籍菲律宾的华人，一个非常西方化的华人。所以，郑晓龙最初想让陈道明来演这个David，但陈道明不会说英文，最后才改成了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人，“这个角色在戏里面必须是中文、英文都会，那会儿去找一个能说中文的外国人，简直太难了。我最后找的这个David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秘书。他工作了几年离开使馆后，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中文。没想到他那口蹩脚的中文观众还特别认可，应该是很符合观众的想象吧。”

　　现在回看这部剧，无疑是对当时社会潮流的折射和反思，“当时大家特别想出国，我们就反映了当时大家想出国的心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会儿大家就觉得国外特别好，但是曹桂林的小说写出来之后我一看，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国外满地是黄金，他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中国人一般有这么几种文化心理吧，比如穷家富路、报喜不报忧，还有衣锦还乡，等等，剧中对于这些文化心理以及中国人文化当中的其他劣根性都有反映。”

　　2018年，《北京人与纽约客》再度聚焦中西文化

　　《编辑部的故事》遇到的问题是剧本审查和能否播出，《北京人在纽约》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没有钱。“我们没钱啊，也没有所谓的金主爸爸，还是找银行贷的款。”前一段行业中流传着“互联网资本的弊端，以及怀念煤老板投资的年代”等文章，郑晓龙笑言，“最早是找餐馆老板、然后去找做服装生意的、后来才是找煤老板。”

　　“我们穷到什么地步？《北京人在纽约》就是通过我父亲跑到三九胃泰的药厂，人家赞助了五十万的启动费。我们去跟纽约负责这块的办公室报备了一下，说我们要在这儿拍片子，取得了整个的拍摄许可的一个证，那个不花钱的。事实上，他们要求你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再提前报备，他要派警察来给你维持秩序，还要给人家小费，这个小费我们都不乐意给，因为没钱。美国也觉得我们没钱吧，所以他们也不会较劲。现在肯定不会这样了。”

　　整个剧组人员的生活条件也是紧紧张张。拍摄期间剧组在五矿租了一个别墅，一个别墅住了三十多人，还剩下十几个人住在山下的一个小旅馆里。“美国法律有规定，每一栋房子里面住不能超过多少人，但当时我们自己做饭，还有其他的垃圾，所以每天扔掉的垃圾特别多，很容易招乌鸦……这就难免引起别人注意。后来我们还被告了。”

　　幕后的艰辛鲜为人知，但台前的风光却是有目共睹。“《北京人在纽约》剧组在央视春晚上站在纽约街头给大家祝福，你想想那会儿出国拍一个片子是多么大的影响，多么重大的事情，现在谁会把这当回事。”郑晓龙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郑晓龙的新作《北京人与纽约客》正在筹备中。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续集，而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这回是两地吧，前半部分是中国人去美国，在美国的奋斗；后半部分是美国人又到中国来……相比二十五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新剧有很多地方的变化：我们现在看美国就不像那个时候我们看美国，是仰视，在仰视的同时我们带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怀，我跟姜文那会儿在美国就感觉说这种爱国情最容易产生是在国外。但是现在就变得比那会儿平和很多，是平视，大家会比较平等地来看这件事。就是变得没那么激愤，变得幽默了，变得敢于开玩笑了。同样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但故事的讲述明显会和那时候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实的反映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