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今天的复旦人也许还清晰地记着这一幕。1999年9月的教师节晚会上，一位身材矮小瘦弱，拖着病腿，步履蹒跚的老教授，站在宽大的舞台上，台下坐着 上海市众多教师代表和年轻的学生们。

今天的复旦人也许还清晰地记着这一幕。1999年9月的教师节晚会上，一位身材矮小瘦弱，拖着病腿，步履蹒跚的老教授，站在宽大的舞台上，台下坐着 上海市众多教师代表和年轻的学生们。当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老教授对着话筒， 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中、国！”霎时，全场掌声雷动。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老教授那份坚定、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这位老教授是谁？

她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谢希德。

这个几乎终身与病痛相伴相随的弱女子为了深爱的祖国，为了钟情的事业，倾尽了毕生的才智和心血，无怨无悔。回顾她的人生之路时也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人生的意义：一个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人的一生究竟应当怎样走过才算没有虚度？

“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

1927年的一天，在一艘由福建北上的轮船上，一个小女孩哼着一首流行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几个大哥哥在一旁和着她。 轮船缓缓开进上海港，这时大哥哥正色对她说：“进了上海就不能再唱这首歌了。”“为什么？”“因为北方有军阀。”女孩虽不太懂，但从此心里有了“军阀”、 “列强”这样的字眼。

这个女孩就是谢希德，那时的她只有6岁。当时谢希德的父亲、著名物理学家谢玉铭到燕京大学任教，全家跟随父亲一起前往北平。谢希德在燕大附小、附中及贝满女中读书。平静的读书生活没能持续太久，“七七事变”后，谢希德一家便开始了逃难生活，辗转武汉、长沙，谢希德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度过。这使她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摆脱强权压迫，使中国富强起来，人们才会有安定的生活。因此，发奋读书、学好本领，是当时谢希德生活的主旋律。

高中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大学。但就在这时，灾难来临了。一天，她突然感到腿痛，以为是扭伤，并未在意，可疼痛一天天加剧，最终竟不能走路了，经确诊为股关节结核。在上个世纪30年代，结核病犹如今天的癌症，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不治之症。谢希德不得不休学。

这对于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谢希德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但她并未向命运低头。在卧床治病期间，谢希德自学了大学英文、数学。因为股关节结核往往会导致瘫痪，母亲劝她少看书多休息。谢希德总是乐观地说：“读书是我最大的兴趣，只有读书可以使我忘掉病痛，使我的生活充实。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而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挚友曹天钦的来信更是给了谢希德莫大的鼓励。

4年后，谢希德最终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但遗憾的是，虽然重新站了起来，但是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双腿不能弯曲。然而，此时的谢希德已经顾不上这些，她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经历了3次高考之后，她终于踏进了大学的殿堂。

在厦门大学期间，她比任何同学都珍惜时光，黎明即起，一头扎进课堂或实验室，恨不能不吃不睡将失去的分分秒秒补回来。1947年，毕业后的谢希德顺 利考入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两年后又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在这一流的高等学府，一名纤弱的中国女子夹杂在一群群不同肤色的佼佼者中，几 年如一日，咬紧牙关，以数倍于旁人的努力，坚持不懈，向心中的目标冲刺。

归国，心灵深处的呼唤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像划破苍穹的闪电，飞跃万水千山，飞渡大海重洋，传到英伦三岛，传到波士顿城。谢希德和同学们奔走相告，他们的心早已飞回北京： 在迎接祖国新生的日子，我们出国求学，没能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们责无旁贷。回祖国去，回祖国去！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执拗地 在耳畔回响。谢希德归心似箭，她和青梅竹马、在英国留学的丈夫曹钦天一面节衣缩食积攒路费，一面筹划着归国路线。

就在这时，在朝鲜战场屡吃败仗的杜鲁门政府突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学生，一概不许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得知这个消息，谢希德感到惊讶而愤怒，却没有丝毫的动摇。

然而远在菲律宾的父亲的一封来信却使谢希德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因为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内战和腐败的绝望，父亲谢玉铭早在1947年即只身漂泊海 外，父亲在信中写道：“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我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去！”深爱女儿的父亲希望女儿能有很好的科研环境，能生活幸福。

怀着对祖国炽热和执着的爱，谢希德在“自古忠孝两难全”的一声叹息中，终于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代价却是父女俩从此断绝往来。

1952年8月底，历经辗转曲折，谢希德和丈夫曹钦天终于登上了英商蓝烟囱公司的客轮“广州号”。“别了，剑桥！别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 度、新加坡、香港……近了，近了，我们听到了深圳码头激荡人心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站在轮船甲板上的谢希德回忆起过往的一幕幕，悲欣交集。

驰骋在物理学的广阔天地里

刚回国的谢希德顾不上拍打身上的仆仆风尘，立即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谢希德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物理系，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基础教学工作。从此，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多了一位身材矮小却不知疲倦的青年女教师。

谢希德很严谨。那时的中国高校物理学教材多使用苏联的教材。在谢希德看来，这些教材已不能适应当时教学的需要。因此只要谢希德讲授的课程，她都会亲自编写教材。为了不让学生忙于写笔记而忽略听课的思考，她总是在每堂课前，把讲义人手一份地发给学生。谢希德很敬业。她总是非常努力地上各种各样的课，凡是没有人去开的课她去开，光学、力学、理论力学……谢希德开出了一门门新课程，为复旦物理系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乎每一位谢希德的学生，都珍藏着她为自己修改的论文稿。几乎每一稿的空白处，都留着谢希德细细密密的质疑和修改意见，这些都让学生们感动不已。有 一个小细节，至今让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年轻教授记忆犹新。当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用了“首创性”三字加以形容，谢希德在这三个字下重重画 线，并写下：“是否具有首创性，应由别人来说……”

谢希德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严谨求真的治学作风，谦逊好学的品格，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厚广博的知识，都令学生终生铭记。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迫切地需要用科学技术，改变自己的落后。在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里，谢希德全身心地响应国家号召，“迅速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介绍进来，快速补足短缺而急需的门类。”

1956年，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由北大的黄昆和复旦的谢希德共同主持，培养半导体人才。谢希德接到通知，兴奋至极。早年 谢希德在美国留学时就参加过半导体研究，当时她就想“如果在自己的祖国发展半导体科学，该多好啊！”现在，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而且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

当时她的孩子刚满5个月，但她没有犹豫。谢希德不无歉疚地对同样忙碌不堪的丈夫说：“我走了，你又做爸爸又做妈妈吧。”她像出征的战士，告别亲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两度春秋，一个病弱的身影时时在风光秀美的未名湖畔奔忙。白天，不会骑自行车的谢希德不辞辛苦地从宿舍奔往几里外的教室，又匆匆赶赴距离更远的另一个教室。

夜阑更深，燕园睡了，谢希德的宿舍依然灯火通明，她不知疲倦地翻译国外文献，起草讲稿，同教员们一道研究教学方案，作业务辅导。她在和时间赛跑，同遥遥领先的先进国家竞赛。

1958年，谢希德和黄昆教授成功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半导体的科学论著《半导体物理》，这是一部在当时全世界都可称权威的专著。

两年间，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半导体专门人才300多名。半导体的种子从未名湖畔撒向大江南北，从实验室的单炉撒向工厂车间。近代物理学的这项最新成就奇迹般地在我国广泛普及，连小学生也开始学着装配半导体收音机了。

两年后，带着丰硕“战果”的谢希德回到复旦大学，又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战斗”，她主持筹建复旦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组、筹建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她像一位全身披挂的战士，驰骋在物理学的广阔天地里。

带领复旦走向“东方哈佛”

提起谢希德，不少复旦人的话语中总有“德高望重”四个字，而她的德高望重并非只是显赫的地位和远扬的美名，更是因其智慧从容的举止和平易近人的风度。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的“就职演说”诚恳谦虚，朴实无华，但我们从中看到了谢希德那颗纯 洁、火热的心。“论经验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 交给的任务……”

担任校长之后，谢希德特别注重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刚上任的暑假，人们找不到谢希德，有人猜想她出去避暑去了。

然而，此时的谢希德正在拥挤的书房里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学校发展的规划设想。那时正是上海有史以来少见的艳阳天，连续多日气温高达37、38度，她不顾赤日炎炎、挥汗如雨，在10天内对复旦大学的规划作了重大修订。

按照她的设想，复旦大学率先打破了国内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苏联办学模式，根据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等5个学院。谢希德在 复旦推行导师制，导师们深入学生中间，指导学生学习，解答各种问题。还在学校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沟通校内各方面情况，使存 在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获得了师生和职工们的广泛好评。

复旦人至今忘不了的还有谢希德的推荐信。那时，身为校长的她常常为即将出国深造的学者和学生写推荐信，难得的是这些推荐信都是谢希德亲手所写，从来 不用别人代劳。而且，谢希德极其厌恶千篇一律毫无根据的空话套话，每一封推荐信都写得真实而全面。“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对我是一种乐趣。”谢希德 曾这样回忆写推荐信的感受。这件看似细小的事，却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送师生出去，让知识回来”，谢希德送出去的师生几乎在留学期满后都回到祖 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国家的栋梁。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并到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里根选择到复旦演讲，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复旦对外交往中体现出活力四射，二是复旦这位女 校长是里根夫人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的同学、好友。就这样，谢希德带着复旦站在了国际媒体面前。正是在谢希德独特的人格魅力下，复旦一点点的走向世界，直 至赢得“东方哈佛”的美誉。

绽放生命最后的光芒

在人们面前，谢希德是精神抖擞的，出席各种社会活动。但自相濡以沫的丈夫曹天钦病逝后，谢希德的晚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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