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德国的房东欧朴尔太太，比季大二十五六岁。这位德国家庭妇女具有全世界优秀女人的美德：勤快，善良，和蔼。每天晚上，欧朴尔太太把自己一天的经历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季羡林说，季对她的“婆婆妈妈”的事情也并无兴趣，但他对此却没有拒绝。季羡林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在十年朝夕相处中，两人从未有过任何矛盾。“她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共过安乐，也共过患难。回忆起她来，就像回忆一个甜美的梦。”
季羡林在散文中很多次写到过“梦”，他的内心是个梦幻的世界。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用英文写成的，季的助手蔡德贵评价这篇论文说：里边半是想象，半是学术探讨，幻想力很强。季羡林后半生研究的印度，则是个极善幻想的民族，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
多情善感季羡林
遇到无能为力之事时，季羡林就会“真想到什么地方痛哭一场”——这样的说法在季的文集中出现不下十次。季羡林承认，在感情上他是异常脆弱的。1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而掉泪。在《幽径悲剧》中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民间有言：男不养猫，女不养狗。意为养猫者须感情细腻、温柔。北大人都知季羡林爱猫，他从家乡临清带来四只活泼可爱的白色波斯猫，白天为猫做饭，晚上与猫同眠。季羡林有一条戒律：即便是猫儿在稿纸上撒尿，也绝不打小猫一掌。季羡林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睡眠不好。有时半夜醒来，看到猫儿睡在他的双腿上，“又酸又痛，但我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动双腿，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它此时也许正梦着捉住了一只耗子。只要我的腿一动，它这耗子就吃不成了，岂非大煞风景吗? ”（《老猫》）
留德期间他有过一段婚外恋情，他爱上了一位帮他打字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季羡林与伊姆加德结合，留在欧洲任教，这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而言是个好消息——这里有丰富的梵文资料，而中国当时谈及印度学的书刊几乎没有。他意识到这是关于感情和事业的双重选择：“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季羡林在回国前曾接受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但家里境况超出了他的想象：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眼前的一切令他心如刀绞，“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天生的犟种不识相”
1946年季羡林回国，即受聘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一直当到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在1978-1984年间还兼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对官场并无好感，“我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退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季羡林说的“交际”指的是官场交际。胡乔木和季羡林是同一年考进清华的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我很怕见官。”季羡林说。但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承认，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诗人臧克家的女儿叫苏伊，先前在一家工厂上班。臧托季羡林为苏伊在东语系谋个职位。臧和季是中学校友、山东老乡，俩人40年代即在上海相识。当时季羡林已是北大副校长，他答应了臧的嘱托，让苏伊来考试。苏伊到了考场才知道，要考的竟是《大唐西域记》。季羡林说：要来我们东语系工作，《大唐西域记》是基本书目啊。这样一部艰涩的古文经典,即使是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应付不了,苏伊是高中毕业,只好知难而退。臧克家并未因此心生芥蒂,仍一如既往地与季羡林唱酬往返。两人继续保持君子之交，直至臧克家去世。
季羡林内心有原则，自称“天生的犟种不识相”。曾给季羡林写传的弟子张光介绍：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在1992年就已写好，但直到1998年才出版。“本来可以出来说这件事的应该是很多人，但季先生等了六年，居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出来说这个事。”张光说。
但他也并非是一根筋往枪口上撞的人。“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他的另一原则。文革批斗时，季羡林对折磨他的造反派的态度是尽可能配合。当造反派在远处高喊“季羡林”时，他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的大院子里，等待审问。
他的刚和柔，都是从那十年里的皮肉之苦上学来的。德国十年，老师教会了他严谨治学和各种语言，文革十年，则磨炼出了季羡林的性格。让他的真性情里，稍微带上了一点人人可以原谅的狡猾。
本刊记者／张雄（实习记者苏枫、武国英、王洋、郑思思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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