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大的黯淡一天，2009年7月11日。

　　上午9点，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因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89岁。

　　几个小时前，北大教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两人在同一天逝世，他们都是山东人，研究领域都涉及哲学，任继愈的女儿曾经是季羡林的学生。有人说，这是双子星座的陨落。

　　季羡林1946年在北大开始在国内的执教生涯，任继愈略早，1942年在西南联大开始执教。他们是最后一批民国学人。

　　民国，那个战乱频仍却思想活跃的学术时代就这样随着学者们的离世而最终落下了帷幕。

　　季羡林的身后也有争议声，有人说他最后几年的文字，描写政通人和的居多，见人间疾苦的少。这并不奇怪，他最后的数年都在301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居住。

　　当他最早忍不住开始重新回忆胡适、挖掘这位伟大学者的闪光点；当他扎实地写完那本80多万字的《蔗糖史》，一扫史学界整天忙于断代和争议农民战争的风气；当他在11年前发表《牛棚杂忆》的时候，他已经为这个民族做了许多许多。

　　真的学者并非一定要表情严肃、高不可攀，也需要金刚怒目、也需要菩萨低眉，季羡林就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邻家老人。

　　遗憾的是真性情的老人年轻时无法做主自己的婚姻事，晚年又无法决定自己的身后事：他希望自己能够被葬于最想念的母亲身边，也就是回到山东临清老家，但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国宝”。根据老人独子季承的说法：可能老人的骨灰将会分成三份，一份给八宝山，因为他是国家、是北大的人；一份葬在临清；一份葬在妻子女儿埋骨的万安公墓，方便子孙凭吊。

　　“无大志”日记反成励志书

　　在某网站上，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被网民当成励志书。这些日记写于上世纪30年代，时值季羡林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跟所有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此时的季羡林心气甚高，牢骚满腹，荷尔蒙过剩。

　　“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这些日记在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羡林的意见是：一字不改。网民视之为励志书的理由是：“原来，同学少年都此般——想象现今著作等身，名扬海内的大师，当年也是和自己一样迷茫而无知，只不过经历了德国的几年博士，严谨治学，才终有所成。”

　　季羡林一直自称：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按他自己的说法，其出生地清平（现为临清市）是山东最穷的县，他的村子是全县最穷的村，而他们家则又是全村最穷的家庭。季羡林回忆六岁以前，几乎不知肉味，没钱买盐，只能从盐碱地里挖土煮水腌咸菜。文革中有“革命小将”去临清调查季羡林的出身，希望能把他打成地主。季的同乡告诉来访者：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村里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算。

　　季羡林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在他六岁那年出现。远在济南的叔父把他从村里接走。因为季家在他这代人里就一个男丁，省城的条件自然更有利于把他培养成人，将来也能光耀门楣。

　　叔父对季羡林的教育十分关心。但在求学的很长时间里，季羡林一直很贪玩。“从来没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下河捕虾捉蛤蟆才是他的最爱。课余时间他酷爱看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济公传》一类“闲书”。这些白话小说对季羡林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酷爱使用“皆大欢喜”这个透着傻乐劲儿的词。

　　叔父对他的预期只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做一个小职员而已。对此季羡林也并无异议。但在十五岁那年的一次考试，又让季羡林改变了对自己的判断。在这次期末考试中，季羡林竟考了全校第一名。校长王寿彭是前清的状元，他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以表彰这位全校第一。他在题字中称“羡林老弟”，这个荣誉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为另一个人”，他开始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荣誉感是激励这个狮子座男人的最好礼物。此后季羡林开始成为考试的冠军，在高中毕业时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大和清华。而就在几年前的小学毕业时，他连重点中学都不敢报。

　　然而叔父家还是希望他能尽快抢到一只铁饭碗。在报考大学之前，季羡林报考邮政局，竟名落孙山。“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

　　爱的缺失

　　1929年，季羡林18岁，尊叔婶之命与济南女子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比季羡林大4岁，读过小学。这桩婚姻并无爱情可言，两人也很难有足够的沟通，这对于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季羡林而言，是莫大的痛苦。1932年，已是清华学生的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使我得到der 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彭德华一直在这个家庭中默默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季羡林说，彭德华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她更不可能了解丈夫的研究成果。但彭德华尽孝道，且对丈夫绝对忠诚和服从。季羡林曾说：“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193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两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季羡林在同年远赴德国留学，一别便是十年。1946年季羡林回国，第二年夏天才坐飞机从北平来到济南。季羡林的外甥在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啕哭声。

　　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叔父有病，孩子要上学，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婶母同妻子才从济南搬到北京，季羡林的独居生活得以终结，一家人终于可以长时间团聚，但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他们的成长中，父爱是缺失的。

　　季羡林自认为性格内向。到晚年写自传时季羡林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缺少母爱。季称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挥霍成性的人，他自然不会对其抱有太多好感。六岁离开老家时，季羡林最舍不得的就是母亲，初到济南他痛哭一夜。年幼的季羡林寄人篱下，“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1936年7月11日，季羡林写了一篇《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