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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贾大山逝世20周年,河北日报转发习近平文章《忆大山》

1991年冬,贾大山在书房。 河北新闻网 资料图
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年头岁尾
贾大山
大栓娘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做什么活儿,两眼一直盯着她那芦花鸡。芦花鸡跑到街里,她跟到街里;芦花鸡跑到院里,她跟到院里。傍午,芦花鸡翅膀一奓,才飞到窗台上,钻到席篓里,红着脸儿卧下了。大栓娘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席篓里的消息。等了好大一会儿,芦花鸡一阵吵叫,终于下蛋了。她收了蛋,匆匆忙忙来到厨房屋里,向老伴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你还不去活动活动?”
她老伴名叫王有福,瘦小身材,大手大脚,两眼红红的,刚剃的头放着青光,满脸忠厚相。两个孩子帮着爷爷准备过年的吃喝去了,他一个人在磨豆腐。他见老伴问得急切,停住手说:“活动什么?”
大栓娘嚷起来了:“你呀,你呀,记性不强,忘性不赖,孩子们的事还办不办呀?”
提起孩子们的事,触动了王有福的心病,黑瘦的脸变得更黑了。老两口生了两个儿子,都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是,一条小院,只有三间房屋,朝哪里娶呢?老两口牙上勒,肚里省,好不容易买下一些木料,打下几架坯,可就是没有宅基地。王有福不止一次地向干部们请求,干部们总是说:“结记着你哩!”一直结记了三四年,媳妇吹了五六个,仍然是八字不见一撇。明年春天大队又要发放宅基地了,老两口便向大哥讨主意。他大哥名叫王有寿,是个精明人,对他们说:“你们差一道手续。”老两口一齐问:“差什么手续?”他大哥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公式,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大栓娘如梦方醒,当时就下了决心,可王有福到现在还没拿定主意,他倒不是舍不得那一桌酒饭,而是觉得那样做不本分。愣了半晌,才说:“那好吗?”
大栓娘晓得老伴的脾气,叹了一口气说:“我问你,像咱这样的户,该不该给一块宅基地?”
王有福说:“该倒是该。”
大栓娘一拍巴掌,说:“这不得了!咱大哥怎么说来?不该办的事,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破坏上级的政策哩;该办的事呢,不吃不喝办不成,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怕什么!”
王有福仔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晓得从哪一年起,村子里酒风大盛。一到腊月,许多人家排队挂号地请干部们去喝酒,一喝就喝到二月二了。结果有些人家在村里,想怎就怎,百事如意,孩子才十六七岁就有了宅基地。咱的孩子也是孩子,人大树高的了,还没有个着落,咱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咱也试试!”说着向外走去。
“等等!”大栓娘不放心地喝住他,“见着支书,你晓得怎样说话?”
王有福挤巴挤巴红眼睛,卖个俏说:“晓得。我就说: 支书,走,到我家干这个去呀! ”他仿照着大哥的样子,也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公式,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
“傻蛋!”大栓娘小声骂道,“你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请干部们吃喝,不能明说,人家忌讳。只能说: 到我家坐坐。 晓得了吗?”
王有福点点头说:“晓得了,到我家坐坐……”
“等等!”大栓娘仍然不放心,“到在酒席宴前,干部们若问你有什么事,你怎么说?”
“麻烦!”王有福不耐烦了,“你当我是不知事的孩子,咱不是想要一块宅基地吗?”
“傻蛋!”大栓娘又骂了一声,“记住,酒席宴前不兴谈问题儿。人家问你,你就说: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弟兄们不错,想在一堆儿坐坐。 晓得了吗?”
王有福仰起脸,望着天,愣了半晌,一掌拍在自己铁青的脑袋上,哭笑莫辨地说:“唉,老了老了,学习起这玩意儿来了!”
临年的大街上格外清静。社员们都在家里忙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那些慌年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试验他们的鞭炮。尽管这样,王有福也不想从大街走,悄悄拐到一条胡同里。办这种事,他总觉得心虚,恐怕被人看见耻笑。他在胡同里站了一会儿,才向支部书记张老雷家走去。
张老雷爱喝酒,有请必到,不拿架子,越喝越喜欢。从前他当支书的时候,酒后也办过一些私事,社员们对他也有意见。后来世道一乱,他被王香那一伙人打倒了,整整受了十年磨难。王香上台的时候,曾经向社员们做过两条保证,一条是保证不喝社员们的酒,一条是保证不找娘们儿。结果呢,他不喝社员们的赖酒,净喝社员们的好酒;他不找娘们儿,净盘算二十多岁的大闺女。今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政策,他被赶下台去,支部书记又成了张老雷的。王有福记得清楚,张老雷受磨难的年月,他可没有踩践过他,不当人的时候,仍然和和气气地叫他“支书”。今天请他,总得赏个脸面。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就回来了。张老雷不在家,正在大队开会。他寻思出来的工夫太短了,恐怕老伴骂他“傻蛋”,就在街门一旁的茅房里蹲了一会儿;自觉得工夫差不多了,他才回到家中。一进街门,看见老伴站在厨房屋里向他嚷道:“你把瓦罐里那几个鸡蛋弄到哪儿去了?”
王有福愣了一下,说:“年菜都做了,还要鸡蛋干什么?”
大栓娘说:“年菜,年菜,你有几样年菜?我想请咱大哥做一碗 鸳鸯蛋 ,凑个八八的席面哩!”
王有福说:“算了算了,庄稼人喝酒,有什么吃什么。”说着向厨房屋里走去。
大栓娘把门一堵,睁大眼睛说:“有什么吃什么?哎呀呀,那是请人家干部们哩,那是耍笑人家干部们哩?那年孩子他舅舅请王香,酒没好酒,菜没好菜,人家筷子没拿他的就走了。后来在社员大会上吆喝他拉拢腐蚀干部,差点儿把他臊死!你忘啦?”
王有福脸上立刻露出一种紧张情绪,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快过年了,咱爹不吃荤,我把那几个鸡蛋送到咱爹院里去了。”
大栓娘一听,急了,高声嚷道:“你呀,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积攒那几个鸡蛋,你当是容易的?你叫你爹吃了顶个蛋用?”
王有福见她伤着老人,也急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有没有一点孝心?”
大栓娘一拍胯骨:“办事要紧,行孝要紧?”扔笤帚摔簸箕、大嚷小喝地骂起来了。王有福实在忍不住了,红眼睛一鼓,那嗓门也可以:“你看你那个脏样儿,我我我我打你!”说时迟那时快,他扒下一只鞋,嗖地向老伴甩去。大栓娘急忙一躲,啪唧一声,那鞋落在盛豆腐浆的铁锅里。大栓娘一跺脚,冲出屋来,一头抵在王有福肚子上:“给你打,给你打,你打死我吧,死了心里倒干净!”跟头骨碌把王有福抵到一个墙角里。王有福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干脆把眼一合,养起神来。一边养神,不由回想起老伴的好处。从前,她性情温顺,孝敬公婆,全村里无人不晓。这些年世道变了,她的心性脾气也慢慢地变了。她开口骂人,那是因为心里着急,她着急不是为了孩子们吗?想到这里,王有福好声好嗓地说:“大栓他娘,天不早了,你老抵着我算怎么着?咱爹又不是外人,我能把那鸡蛋送去,我就不能把那鸡蛋取回来吗?”
大栓娘见他说了软话,这才放开他,眼泪麻花地诉说起跟他过日子的艰难。王有福劝说了几句,从豆腐浆里捞上那只湿鞋,甩了又甩,趿拉在脚上出去了。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又回来了。走路肩膀一摇一摇,两只大脚啪嚓啪嚓格外有力,一见老伴就说:“嘿嘿,咱爹福气大,该着他吃咱那鸡蛋!”
大栓娘打了个愣,赶紧跟到里屋去。王有福小声说:“刚才我在大街上碰见张老雷了……”一语未了,大栓娘忙说:“掏烟、掏烟来没有,傻蛋?”
王有福把脸一扭,不理她了。大栓娘催道:“说呀!”王有福说:“我嫌你净骂我傻蛋。”大栓娘笑了笑说:“我不骂你了,说吧!”
王有福这才坐在炕沿上,慢慢地说:“人家把烟戒了,口袋里装着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
大栓娘着急地说:“别啰嗦了,他来吗?”
王有福响亮地说:“来。”
“哪天来?”
“三十黑夜来。”
“准来吗?”
“准来。不过有个条件,正月里他请我也到他家去坐坐。”
“你答应啦?”
“答应啦。”
“傻蛋!”大栓娘又骂起来了,“咱是办事哩,不是喝闲酒哩。你到人家去,狗上炕充什么人哩!”
王有福默默笑了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锻炼了那么好的口才,正正经经地说:“办事说办事,喝酒说喝酒。土改的时候,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房子呢,没给咱地呢?1963年发了大水,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救济粮呢,没给咱救济款呢?”说罢,忍不住呵呵地笑了。
原来刚才他在大街上,看见磨房的墙壁上贴了一片鲜艳的梅红纸,上面写着毛笔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领结婚证的青年男女们的名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生孩子的妇女们的名字,最后一张梅红纸上写着刚刚批给宅基地的社员们的名字。明年该办的事,今年破例地张榜公布了。大栓娘听了,急不可待地问:“那最后一张梅红纸上有没有咱家的名字?”
王有福乜斜着眼说:“你猜?”
大栓娘看着他那笑眯眯的样子,心里明白了,身子一软,咕咚一声倒在炕上。王有福急忙问道:“大栓娘,你怎么了?”老婆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哎哟,喜欢死我了!”王有福呵呵笑道:“可别喜欢死了,咱还磨豆腐哩,起来做饭吧!”
老两口吃罢饭,一同来到厨房屋,一个添豆公式儿,一个摇磨拐,一个说“张老雷有改志”,一个说“活该他们打不倒”,欢欢喜喜地磨起豆腐来了。
(此文发表于《奔流》杂志1980年第5期)

(原标题:作家贾大山逝世20周年,河北日报转发习近平文章《忆大山》)

(原标题:作家贾大山逝世20周年,河北日报转发习近平文章《忆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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