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杨淑芳终于下定决心给商场写了一封退场申请，打算在年底前将经营五年的窗帘店转手。
交申请的当晚她就做梦了，梦到自己的窗帘全部丢了，一个都没有剩下。
五年前，当听闻酒泉市将会建一座拥有近两千座家属楼的新城区时，她和丈夫立即决定将经营不错的窗帘店转让，带着所有的积蓄，从老家甘肃省的山丹县，来到两百多公里外的酒泉，在新城区最大的商场租了一间二百多平方米的店面，专卖高中档窗帘。
刚开始的两三年，一切还算顺利。虽然每月的房租要一个平方米16元，一年下来各种费用近8万元，还要租房子住，但因为平均一副帘子的纯利润可以有两三百，一年倒也有五六万元入账。
“我们这是不行的。你知道么，他们有钱的，拉了好多关系，做单位的帘子才能挣钱呢。厉害的一年能挣十几万呢！”虽然羡慕别人挣钱多，但杨淑芳对前几年那种有奔头有赚头的日子，还是非常留恋。
随着楼房一栋栋建好，窗帘店一家家增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开支却有增无减。“窗帘过时特别快，我是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想要个什么，火星上的？”丈夫在两个月前刚调的新货，在顾客眼里已经有点过时了，杨淑芳看着一堆堆的库存货，不免心烦。
到了第四年她只能勉强维持收支，用旺季赚的钱去弥补上半年的亏空。因为合同及其他原因，在众多店铺纷纷易手的第四年，她选择了留下来，赌一把。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她不得不在为这个商场交了近三十万的租金后，再交上一封退场申请。
“我挣得都是辛苦钱啊……为什么我挣个钱就这么难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挣得那么简单啊？”杨淑芳带着哭腔问。
下岗
1997年，杨淑芳和丈夫双双从县糖业烟酒公司下岗。
糖业烟酒公司的倒塌是从92年明确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3年彻底取消票证开始的，更为彻底和致命的打击则是那遍布大街小巷的个体户商店。
杨淑芳最初看不上那些脏兮兮的个体户，总觉得自己这个公家人就是比他们素质高，比他们牛，最起码有个组织可以依靠。但没想到正是这些没地位没组织的个体户，像蚂蚁一般逐步掏空了这个曾无比红火无比风光的烟酒公司。
1995年，糖业烟酒公司作为县里的试点单位，要求职工以一年一千元的价格买断工龄，分流下岗。杨淑芳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棒，工作近十年，她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县商业系统十大明星，还入了党，可以说是单位最能干的人。没想到，到头来那个原以为可以依靠的组织要把自己卖了。
“他还拿着棍子去单位找书记打过架呢。”杨淑芳的丈夫因为不满意下岗安置的事情，曾多次借喝醉酒在单位闹事，并且不是第一个。因为闹的人太多，买断的事也就拖了下来，但工资却越来越少。直到97年实在拖不下去了，他们才全部买断。她和丈夫一共拿到了33000元的买断款。
杨淑芳在1995年有了下岗风声的时候，就承包了单位的一个门面，开始卖针织品，成了一个“半个体半公家”的人。“等我也成为个体户的时候，才知道钱才是大爷，最早那批个体户是真正赚了钱的人。”
从此，杨淑芳开始了从一个公家人到个体户的彻底转变，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
1997年下岗后，因为公司倒闭，承包的铺面变成了商业房，房租一下子涨了好多倍。她退了房，在人流最多的十字路口摆了一个地摊，卖内衣和小针织品。不管冬夏，她每天早晨都得早早去抢位子，因为那几年化工厂、焦化厂、榨油厂等国企集中倒闭，在短短两三年内街面上一下在涌出了许多小商小贩，小地摊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摆好摊子，杨淑芳便扯开了嗓子喊，临近的摊位也开始叫卖起来，声音此起彼伏，压过了商店里放着的流行歌曲。她的叫卖声总是所有小贩里最大分贝的，以至于附近单位的人如果哪天听不到她的声音，还觉得缺了点什么。
到了晚上，她则是另一套行头，推着用三轮车改造的食品车，装着公公、婆婆在白天煮好的灰豆汤，到夜市上去卖宵夜。
那时的夜市要远比现在热闹，没有城管的清街扫街，各种规章制度也很少，商贩在街两边随意地摆着各种小摊。“那时候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还给了我们很多补贴，减免了一些费用呢。”杨淑芳对政府为她所做的还是很感激的。
和她同在夜市摆摊的有原来的同事，也有曾经风光无比的其他国企职工，很多人刚开始卖时，都低着头，不吆喝也不说话，他们放不下原来养成的尊严和脸面。
再后来街上的小摊贩越来越多，杨淑芳也不愿一直当“游击队员”，便租了一个店面，从“游击队”升级为“正规军”。还是干她的老本行，卖针织品。
但在下岗再就业最高峰的年代，不论做什么生意，总会有很多竞争对手，单在她周围就有四五家同行。
有时，顾客进得少，她就成天拉着个脸，眉头皱得紧紧的，亲戚朋友到店里转悠，她也爱理不理，不怎么搭话。有一次，婆婆的好姐妹专门去看她，结果正逢她没卖出东西心情不好，就对那人不怎么礼貌，后来便挨了婆婆一顿臭骂。也有偶尔看见她满脸笑意的时候，那肯定是这天卖得好，赚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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