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受人们关注,获满分的考生往往被人们追捧,文章也在网络上、朋友圈中广为传播,考生也有机会被一些名校破格录取。而北宋时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时,作文得了满分却没有中状元,这是为啥呢?
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而且更加完善。为了防止作弊,一是试卷卷首要弥封,糊上举子的名字、籍贯等信息;二是答卷要由誊录院的书吏抄成副本,考官阅卷评卷时只看副本,无法辨认考生字体;三是考官在考试期间不能回家,要住在贡院,以防止串通舞弊。在试卷内容上也大有改进,更加注重实用性,由吟诗作赋改为写政论文章,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即策论),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朝廷服务。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一年,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进士考试。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悉心指导和提携。巧的是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到东京汴梁应试。这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
苏轼才华横溢,文章写得简短精炼,全文600余字,读起来掷地有声,精悍有力。苏轼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赞叹先王的仁政爱民。“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他以忠厚立论,扣紧主题,从赏善惩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布局谋篇中,苏轼引经据典,层层递进,阐述儒家的慎刑思想。然而,赏罚之道,轻重之分,又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他引用《尚书》孔安国《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紧接着,苏轼举例唐尧不顺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历史典故,有叙事有剖析,夹叙夹议。引用《尚书》中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感叹道“尽之矣”,意思是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苏轼此文语言平实,却是旁征博引,波澜横生,引人入胜。在赏与罚的范畴和方式上,苏轼剖析得细致入微,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认为“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说理透辟严谨,结构紧密完整。最后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点出了主题:“忠厚之至也。”
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被清新洒脱的文风,酣畅淋漓的论辩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修,说此文可评第一。欧阳修看后,不禁击掌赞叹,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与其提倡的平实文风如出一辙,认为梅尧臣的评判是恰当的,同意其意见。可是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心细如发,虑事周密,心想世上能写出此文非曾巩莫属。他为曾巩庆幸、自豪,可是转念一想,选自己的弟子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为第二。欧阳修气节高雅,严于律己之风可窥一斑。可是当拿来原卷,拆开弥封对照后,欧阳修却大吃一惊,此文竟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为。遗憾的是苏轼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
尽管苏轼没有高中状元,但是他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令欧阳修惊叹不已,为苏轼之才而高兴。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其惜才、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其博大的胸襟可窥一斑。嘉祐二年的科考可谓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就有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变法派骨干吕惠卿、曾布、蒋之奇、林希等榜上有名,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也名列其上,此榜中后来任宰执的有9人。这一榜进士在宋代政坛、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独领风骚,影响巨大。(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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