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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词此消彼长的背后

【摘要】网络流行语是时代变化的鲜活标志,是文化心态的显著表征,也是社会传播的流行符号。从网络流行语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网络生态的趣味性、中国青年心态的积极性、中国文化传播的创造性,更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网络热词此消彼长的背后,是技术更迭、生活变迁、社会发展。

【关键词】流行语  文化心态  网络文化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2018年底,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18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分别为:锦鲤、杠精、skr、佛系、确认过眼神、官宣、C位、土味情话、皮一下、燃烧我的卡路里。这份榜单通过网民推荐、专家评选、网民投票三个环节,同时依托教育部和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筛选与解读,兼具了网络的娱乐性和学院派的专业性。纵观近年来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许多社会发展趋势与文化心态变迁,正凝练为榜单上的一个个热词,以“流行”的方式,诠释着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与交往理性。

“杠精”的产生:汉语的时代创造力与文化传播力

网络词汇从无到有,从有到红,都自带复杂的文化谱系、具有特殊的文化来源。一方面,表现了汉语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如“锦鲤”的旧词新意、“C位”的中西合璧、“官宣”的缩略成词;另一方面,反映了网络文化的强大传播力,反映了小众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清晰历程。

从2018年上榜的“杠精”一词来看,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汉语的创意组合与传播能力。北方地区的民间文化中,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会有小丑坐在轿中,由身强力壮的大汉抬着轿子双杠在人群中穿梭,小丑与游人随机斗嘴打趣,用语言技巧博人一笑,这是最早的游乐项目“抬杠会”。明末清初,由此衍生出了北方方言中的“抬杠”一词,意为强行争辩,多为依靠嘴上功夫、丧失理性逻辑、缺乏积极意义。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中众声喧哗,很多讨论通常没有双方都认可的底线、标准和规范,因而不免沦为“为辩论而辩论”,彼此指责对方“抬杠”。

网络中形容人物的显著特点时,常以“-精”的后缀表示,这一表述起初被广泛使用,源于动画片《葫芦娃》中以“蛇精”形象来指代过度整容、削尖下巴的人,后来“精”脱离“蛇精”一词而灵活出现,如“腿精”“睫毛精”来夸张形容明星腿长、睫毛长等特点,语义也从贬义转为中性,甚至略含俏皮。

以“抬杠”与“精”组合成为“杠精”,既形象表达了某人总是抬杠、喜好无意义辩论的行为特征,也包含了“抬杠成了精,凡人能奈何”的无奈和戏谑。这一网络流行语富含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生动地反映了当前中国互联网的话语生态,体现了汉语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从互联网诞生初期的“大虾”(擅长使用网络的人),表示调制解调器的“猫”(Modem),再到今天的“锦鲤”“杠精”,网络空间成为展现汉语创造力最集中的场所,也成为展现语言文化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许多网络流行语冲破次元,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刷新着汉语的表现力、拓展着汉语的可能性,同时也传达着不同阶层的声音、沟通着不同社群的情感,成为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官宣”的背后:网络传播中的权威信源多样性与文化生态丰富性

入选“2018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的“官宣”,是“官方宣布”的缩写,原指由政府机构、权威媒体发布某一重要消息,现在已经逐渐泛化为“正式宣布、广而告之”的含义。在这一过程中,话语主体从权力机构变为普通个体,话语色彩从严肃性、终结式、不容置疑,变为平和性、开启式、分享讨论。“官宣”不再是“官”的宣,旧词新用的网络流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传统话语权力的转移。

在“后真相时代”里,网络空间中的海量信息真假难辨,“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新闻反转成为经常现象。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人们对政府机构、权威媒体等“官方”代表,有着比一般信源更高的信任度。互联网中蓬勃发展的粉丝文化,则借用了“官宣”及这一词汇内含的高公信力。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与冯绍峰同时发布微博:“官宣”,并以两人的结婚照与结婚证作为配图,公布结婚讯息。此“官宣”受到广大粉丝和网友的火热关注,成为当天的热门事件。“官宣体”借由粉丝文化和明星效应,迅速褪去“官”的政治色彩,成为“正式宣布”的一种修辞方式,并被网友争相模仿。

当日下午13点07分,博主“军机不可泄露”仿照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微博,发布“那年,今日,官宣!”,配图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照片和当年《人民日报》头版。作为一个粉丝四万的军事博主,发布这条微博的最初动机,只是与当天网络流行的“官宣体”热点呼应。而共青团中央官微则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全微博都关注这一件事情,容易忽略其他的事情,不合适”,共青团中央官微于当日13点19分引用,随后《人民日报》、CCTV等官微也相继发布了类似微博,几大政务微博联动,将我国原子弹首爆纪念日同时送上热点。正当“官宣”逐渐淡化“官方”色彩时,几大传统型官微的这一“官宣”行动,重新强调其信息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当日的情况来看,“娱乐明星的即时喜讯”与“国家政府的重要纪念”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关系,也成为了日后“官宣”中具有隐喻意义的典型现象。

网络传播中“官宣”的平民色彩一旦形成,就无法被简单否定,但对其理解经历了一个“磨合”过程。在“黄V”明星、个人和“蓝V”政府、官媒间,各方对“官宣”的命名使用与话语阐释,逐渐将其圈定在一个可以达成一致的范畴之中:过度娱乐性的“官宣体”模仿消失,网民既选择以“官宣”展示自己的重要而真实的信息,同时也认可传统官方机构的权威信息发布。事实上,网民个体与传统机构的互动愈发具有积极性与弹性,网络文化生态的丰富性也就愈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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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宣”一词,经过官方机构与网民自发的热搜、讨论与界定,最终获得了网络时代新的使用规则:当官方机构需要宣布信息时,公众仍旧承认其媒介的公信力与信息的权威性;当官方机构退场进入日常情境时,公众也会毫不畏惧地接过键盘,宣布自己的消息。“官宣”中的“官”,保留了正式性,淡化了威权感。

人人都可以“官宣”的背后,更具趋势意义的是网络空间中成长出的青年一代“数字原住民”,具有更加强烈的自主意识,他们关注自身的情感与诉求,认为作为个体取得的成就、想要分享的信息,可以承担得起“官宣”的正式性与重要性。从现实看,这些属于每个个体的点滴“官宣”,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与主体性,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与进步的整体图景,汇成了更具全球传播力的国家“官宣”与国家形象。

“skr”的再造:外来词传播的中国文化融合感与网络文化趣味感

中国网络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有着紧密的互动,外来语词成为网络流行语也并不少见,但是2018年红遍网络的“skr”,并非一个简单的词汇移植,而是经过本土文化改造,形成了中国网络传播语境中的“skr”。

“skr”一词,并未收入正式出版的英语词典,只在美国在线俚语词汇释义词典Urban Dictionary中有两个解释:一为拟声词,模仿汽车漂移或突然转向时,轮胎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声音;二为语气助词,通常是嘻哈歌手用来表示兴奋、激动、幽默等情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嘻哈音乐的表演中,通常会加入一些拟声词,强调音乐节奏、推动歌曲进程,skr就是其中之一。在英语环境中,skr都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俚语。

某娱乐节目中有位嘉宾屡屡使用“skr”一词,节目组也加以突出渲染,但传播效果并不理想。网民发现,“你的表演太skr了”这类将“skr”作为形容词的使用既没有先例,也没有清晰的语义,与此前热词“freestyle”拥有准确的中英释义、使用场景相比,人为捧红“skr”的运作,显然有些生硬尴尬。这种填鸭式安利新词招致了人们的反感,网络上出现大量考证“skr”用法的帖子,并通过多种方式反讽该节目中对词语的不当使用。对于无法消化的“skr”,网民以解构的方式,在脑洞大开中赋予了它极具中国语言文化内涵的崭新含义和用法:以“skr”的谐音替代汉语中的同音字、近音字,例如“是个”。于是诞生了“skr杀,不可辱”(士可杀,不可辱)、“请skr而止”(请适可而止)、“你真skr小机灵鬼”(你真是个小机灵鬼)等用法。这些词句被制作成表情包,迅速在互联网中流传开来。

网络流行语是海量网民自发传播行为的体现,网络流行文化是对网民强大解构冲动下的共同文化取向的反映。多数网民没有能力或兴趣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他们不适的问题,但是却可以通过戏仿,用大量的重复、比拟、拼接,令问题自身显现,显示出其中隐藏的荒诞。

“skr”的另类流行,反映了人造流行、强行移植的失败,再造流行、本土改造的成功。无论是拥有话语权的媒体,还是自带粉丝号召力的明星,如果只做生搬硬套的“文化搬运工”、甚至在东西方之间做低买高卖的“文化掮客”,在当代中国愈发成熟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或许都只能遭遇表情包的嘲讽。

中国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特征在中国网络文化中更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网络文化的包容性是文化自觉与文化开放的结合体。一方面,不排斥吸收外来语词来丰富汉语表达、增添语言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基因、文化自觉也是渗入了国民个体行为与民族集体意识。在当代中国文化传播中生硬的中英混杂词汇带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洋气厉害”,而是“装腔作势”。事实上,缺乏生活气息、文化土壤的外来语词,无法在中国的现实与网络中扎下根来。从近些年的网络流行语看,既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又具有异文化趣味的内容,才能成为中国流行文化中的新组成。

从哲学上看,流行语不仅是“主体性”的体现,更是“主体间性”的体现。哈贝马斯认为,后者对修补现代性、建设现代社会更具重要意义。网络流行语是时代变化的鲜活标志,是社会文化心态的显著表征,也是社会传播与交往的流行符号。当代社会文化心态的每个细微改变,都伴随着碰撞、冲突与融合,也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8ZD2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强月新、徐迪:《我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现状考察——基于2015年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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