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特征透析

　　近年来，透过网络流行语而凝固的事件与片段得到迅速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俯卧撑”、“高富帅”、“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 “正能量”、“ 屌丝”、“Hold 住”等等的流行语，勾勒出了中国的时代表情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生活侧面。作为舆情呈现和语言变异的指标，网络流行语受到了各界的普遍关注。

　　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种“点”对不确定多数的“面”的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在网络环境中仍然存在，但仅为一种已经不居主导地位的传播模式。原来在传统传媒上很难拥有话语权的公众，介入网络的信息传播和意见传播流程后，有可能在虚拟空间拥有自己的话语空间，而成为传播活动的主体。当传统的大众传媒民意表达不够畅通时，网络媒体的减压阀功能随之凸显，各种新媒体形态和渠道，成为网民宣泄的平台和方式。网民们采用自己习惯的话语尽情表达和发泄情绪，且通常伴随着热点事件引发的话题。

　　网络流行语：有意不成，无心而就

　　大多数网络热点事件并不是由政府部门或媒体制作和催生的，而是始于网络。这是一种充分显示草根力量的传播现象。在网络热点事件中，网络流行语的发展，使得传播的内容和话题一定程度上去中心化与去权威化。然而，至今尚没有公式化的学理能够确切地描述出流行语的形成路线图。大多数流行语的最早使用者，没有料到一个词句能够如此快速地流行起，很多人希望自己创造的话语能够流行，但成功的可能远比中彩票的概率低。流行语的形成，对绝大多数当事人来说来，往往是无心而就，有意不成。具体哪个流行语在生成过程中迅速走红，有相当的偶然性。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则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文化的相互嵌入和互动。现实与历史的文化环境、不同社会群体的特征以及网民的社会身份认同，与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传播也有重要关联。网络语言的出现，本质上是人们深化交往的产物，这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语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网络流行语表达的内涵，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网民表达意见，带有较强的个人感情色彩，尤其在一些侵犯公众利益的事件中，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尤为激烈。网民在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中，谁都有可能成为蝴蝶翅膀的下一次扇动，不论是代表提案、微博发言、博客爆料、外媒报道、政策出台、社会调查，还是误读或虚假情报，都可能成为爆发批量新词语的导火索。若传统媒体对事件进行不断渲染，某些网络流行语便得到扩张。网络流行语一定程度上是舆论的体现，但这种体现是表面化的，批判缺乏理性，如果陷入这类话语中，容易掩盖宏大问题和阻止人深入思考。这种话语的专断言说方式，总体上不应该成为构建公共舆论空间的语言常态。当然，对此也要作些具体分析。

　　网络流行语与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相对零散和碎片化，没有系统话语规则，超越了传统话语语言分析的和符号意义系统。比如“宅”的新义：“待在家里不出门而沉迷于某件事”；“奴”的新义：“称失去某种自由的人，特指为了偿还贷款而不得不辛苦劳作的人(含贬义或戏谑意)”，体现了当下不少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等。以往的话语交流，主要在不同的文化圈和年龄段内呈现，交叉很少，话语冲突的感觉自然不强烈，但在web2.0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的传播形态和途径，将不同文化圈置于同一个大平台上呈现、交错，于是各文化圈内的话语得以充分展现、交流。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交错

　　语言变化的绝对性和语言稳定的相对性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热点话题的显现，显示出当代网络生态系统下这一特有的传播现象。2012年出版的代表官方话语典范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收录了一些网络热词，体现出一种“开放”。显然，网络流行语对官方话语模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表明了“规范即服务”已成为新的理念。

　　网络流行语冲开了以往由知识精英控制的公共话语空间的符号体系，以新的字词组合或各种新式符号建构社会事实，反映了话语权形态及主体性的变迁。大众文化和官方话语的博弈通过“网络流行语”这个介质体现出来。网络流行语已成为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民意聚集地。

　　网络流行语也是社会发展脉络中公众态度、取向和评价在网络上的投射，是中下层社会群体、阶层利益和社会需求在网络上的话语表达。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也取决于文化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官方话语所代表的主流话语的语言规范，总会与多元的社会价值观的话语产生矛盾，网络为这种矛盾的呈现提供了平台。语言生态环境的巨变，使得语言规范与现实社会语言生活时常发生“断层”。“求变”成为语言生态的内在需求；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文化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结构的外在的不自觉表现。

　　网络流行语需政府管理部门持续“给力”

　　传统的语言观，把语言视为民族存在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增强群体认同感的重要工具。语言被不同群体或阶层赋予传承本群体文化的重托，主流话语体系作为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图腾”用以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保护本土文化，而网络流行语背后则是文化交融、竞争和冲突的显露，通过话语的多样化所表达的不同寓意，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文化精英而言，当然不能满足于在调侃中体验反抗，理性批判才是根本。毕竟网络流行语更多体现的是后现代的多元、狂欢、权威消解、道德虚无等文化内涵。例如“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啊，你们凭啥要我有工作经验”、“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早上赶公共汽车，到站台的时候，汽车已经启动了。于是我只好边追边喊：师傅，等等我！师傅，等等我呀！一乘客从车窗探出头来冲我说了一句：悟空你就别追了。”

　　2012年网络流行语，更多地伴随着舆论风暴式的群体性出现，“表哥房叔”让人们再一次见证了网络监督的力量，构成了对形式主义监管的嘲讽。当新媒介可以成为公民寻求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和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重要方式时，网络流行语开始呈现出相当的公共性。在这个意义上，重视流行语的潮流所向和对重要流行语进行内容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及时把握社会的脉搏，把各种问题解决在萌生期。

　　“网络流行语”现象之前的热点事件，政府管理部门很少主动发声，或抛出可以共商的议题，新闻报道通常也是滞后的，甚至默不作声。鉴于事件的公共性质，公众对这种消极回应的反弹很大，造成情绪淤积。有鉴于此，对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以同样的话语和语态积极回应，成为处理热点事件的着力点。通过使用公众流行的话语，可以从策略上调整舆论工作方式，提升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事务的理解度，及时发布、跟进、参与和反馈热点舆情，协调民众需求、社会需求与政府追求的关系。《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新闻标题中使用“给力”这个网络流行语，就能成为第二天全国议论的话题，这说明官方使用群众话语的重要性。共通的语码本身就会产生亲近感，这对于官民的沟通，至少在方式、方法上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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