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卫华，广东湛江人，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 2019-04-20

刊出日期: 2019-07-25

中图分类号: G20;B82;B27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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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行语是一种话语取向，是交往的时代性、价值性和动态性在话语空间的表征，它是自由自觉的话语样态。流行语的张力突显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个性，是交往自由的话语需求。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依据交往主体间的经济利益状况来判断主体的话语态度、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信仰等，是正确对待流行语的科学方法。话语诉求背后受利益诉求的制约，思想诉求就是利益诉求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实现对流行语张力与限制的统一，才能更充分地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活力。

English Abstract

Received Date: 2019-04-20

Publish Date: 2019-07-25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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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tchword, a kind of speech orientation,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imes, value and dynamic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discourse space, and a free and initiative speech form. The tension of catchword can highlight human beings' subjective sense of motivation, which is the speech requirement in the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 The association theory of Marxism, which judges the speech attitudes, mindsets and ideological beliefs of the subjects based on their economic interest relationship, is a scientific method of treating catchwords. The demand for speech must be restricted by the demand of interest, and the ideological demand can always reflect the interest demand. For building our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control the tension and limitations of catchwords to full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speech in the new era.

蔡卫华. 论网络时代流行语的张力与限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148-153.

引用本文: 蔡卫华. 论网络时代流行语的张力与限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148-153.

CAI Wei-hua. Discussion on Tension and Restrictions of Network Catchword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4): 148-153.

Citation: CAI Wei-hua. Discussion on Tension and Restrictions of Network Catchword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4): 148-15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理解方式、编码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涌现出许多具有独特形式的流行语，它们是话语体系中的一种典型。流行语一般起源于个体，是个人对现实的一种理解、编码，随着传媒的发酵，引起公众的共鸣，逐渐成为群体心理、审美和价值的表征。流行语以新颖、形象的表达方式，传递着新的信息，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的变化和观念的更新，在人们的语言交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流行语一方面是交往的时代性、价值性和动态性在个人话语层面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又带有个体盲目性、自私性与无序性。如何在流行语的张力与限制中激发中国话语自信？这是倡导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亟待探索的重大问题。

流行语进入交往领域，经过相互信息转换，成为话语体系的一员，兼并着“人”的观点与事实相符合。通过交往共同测试其有效性，保证了流行语进入话语体系的“人”的观点的“真理性”得到“话语风格”，并彼此确认信息与再创造的能力，使流行语不断超越价值。巴赫金指出，语言所具有的特点“就是它的意识形态的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①。

①[俄]巴赫金：《周边集》，第357页，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与时代性是流行语的话语体系之网。在流行语中，我们可寻觅到不同表达之间的话语碰撞，这些表达都具有普遍性，同时还有着未完成的印记，恒久对外开放，使得话语能够随着不同的交往形式与风格，不断重新开启、延续、扩展、翻转，在历史与时空中迁移与变动。流行语的风行风格使得话语具有流动性，通过流行语的使用允许更多的人加入交往之中，共享它们的普遍性，流行语越是参与交往，就越能在时空中留下印记，越能加重话语的有效性，越能够承接普遍性的重任。历史和时代是流行语的话语体系网，它们能够不断被转述，其中有删除、缩减、无语或退出时代的舞台，但是流行语已然成为我们话语体系的一员，兼并着“我”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

再创造的能力使流行语不断超越价值。一是流行语在不断转化中，在时空变迁中活跃。流行语认同固有的话语资源，并借用新的资源来完成话语的创意结合，例如“小白”“脑残”等，就是借助新的创新，完成新的意义。某种话语传统的部分得以保留，用主体的方式诠释，实现了创造与再创新的结合，用传统链接创新。流行语包含了话语本身的意义，又自带个性意义，并随之流行，成为自然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二是流行语的价值会变得精致化和普遍化。自由自主的类特性使我们持续地朝着完满人性发展，促使我们在处理具体情况时展现出创新性，以个人或是团体的方式。我们的话语方式也是如此，我们总想用最少的话语表达最多的信息，促使话语方式不断更新，并使其在时空中活化。

流行语是趋向未来的话语，是流动中的认同。首先，流行语具有某一语群的共同特征，正确或较为有效地表现了某种群体的诉求。其次，流行语是话语流动的自信。个人在交往中对流行语的使用，有达到某方面诉求的满足，同时可以减少个体的话语焦虑，增强个人的自信。例如，一些自嘲语式诙谐语将个人对自己现实状况的感受集中在话语中，满足或增强了个体的自信心。最后，流行语是话语流动的归属。流行语有可能是某个特殊团体的标志，说某种话语的人会自动把自己纳入某一团体之中，或者认同某一组织，比如在交往中不时蹦出新潮语的人会被视为“潮人”“有范儿”。

流行语是一种个性话语样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交往关系中的具有自主性、自为性和自觉性的话语方式。“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是在人与人的语言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语言交往中相互作用的主体间的具体言语方式。“话语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①流行语是语言交互作用中的动态过程，本身带有目的性、动态性及多元性。流行语是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语言，是语言交往形式和自主话语活动矛盾运动的结果。

①[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29页，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流行语是自主的话语样态。流行语的自主性就是话语的个别性、个人性，自己对自己的话语负责。它同类的特性相区别表现为个体主体性，同其他个人相区别表现为个人的特性，个性的外在表现就是主体的话语方式。流行外化在个人的语言层面表现为自由选择的话语方式。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个性是历史的，是由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决定的，因而流行语也具有历史性。每个特定时期的流行语都带有时代的标签，例如，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用“万元户”表述有钱人，后来用“大款”“大牛”指称。

流行语是自为的话语样态。流行语是个体自主选择的话语模式，它表达的是话语的自为性，与群体语言有差异，它反映的是个体主体行为和经验、思想的对应。从社会学角度看，个性语是个人的年龄、辈分、性别、职业、素养、民族、地区、阶级、阶层、宗教等特点在话语上的集合。个体在语言使用上总会有自己的特征，在语言交往中出现差异，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文如其人”“闻声见人”等，每个个体在语言交往中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这种话语是与任何人都不相同的，“我的话语我做主”。同时，话语的价值和实践所体现的真正客观的非个人标准，为特定的话语行为提供了合理的正当理由。就如网络中出现的所谓“水军”“喷子”等话语样式，网络传媒的出现为这种话语样式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流行语是自觉的话语样态。流行语的自觉性，指个体对话语有所认识而主动，把个体的思想、信息等自行编码，加入话语交往中。主体对话语的使用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会在语言交往中追求个人风格。流行语的自觉性就是个体语言内在自我发现和外在创新的话语解放意识的统一，内在是话语对外交流的本质属性的表露，外在表现为对于个人自我存在的必然的话语维持与发展。个体总是把自身的诉求付之于话语，存在着维护客观的个人的判断，而且试图寻找话语标准，为个体话语提供合理性依据。

由此可见，首先，流行语自主性的强烈个人色彩影响了话语双方信息的互换，常会发生信息错位或中断；其次，流行语自为性的浓烈本位意识往往会影响相互的交往关系；再次，流行语的自觉性使其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偏见，影响人际态度和客观评价。这要求我们既要培育其张力，又要对其进行限制，使个体在交往中产生话语尊重、话语包容和话语自律。

流行就是被普遍接受和采用，流行语是指某一语言随着大众化的使用，通过某些语词的特殊运用，扩大了语词本来的范畴，随着流行度的加大，形成一种沟通模式的普遍化，其中隐含了传统和现实的规则、文化和价值力量。流行语既是一种语言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①，又像是一种“语言游戏”②，它通过流行和普及化得以在语言交往上形成理解的规范性共识。我们以一些网络流行语为例，分析其构造及现实表征，为有效张扬和限制流行语寻找科学依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法]魏明德：《对话如游戏——新轴心时代的文化交流》，第9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第一是话语指事法，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或在图形上加上指示性符号来表示意义的话语生成法。例如网络流行语中的“C位”是用英语“center”的首字字母，加上汉字，表示的是“中央、中心位置”。这种突显个性的话语使用了缩写法，具有方便轻巧的特色。它像是一种“灵性的力量”，在网络中出现，成为日常语言交往用语。“人们的想象……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③，它是新时代人们寻求方便、随意的话语交流方式的一种表征，力求花最少的话语，获取最多的交往能量与信息，争取信息交换的最大化效益。在交往中灵活、轻型，自带标签，能提高主体言说的敏锐度、分辨能力，形成一种话语资源。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二是话语会意法，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话语按意义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的话语生成法。例如，“杠精”，用来代替“抬杠精怪”，表示抬杠成瘾。这类话语通过意义组合，发生意义的变化，形成新的意义，它们寻求话语“真实与自由”的表征。在现实交往中，我们必须要接受自己的“限度”，也就是主体真实的情感、意愿以及当下的真实。那么，我们又如何规避意愿呢？就是说我们有不想说的话语，不想表达的意愿，如何体现表达的自由意志呢？那就得用上会意法。话语会意法就是表述意志的“宽恕”和“新生”，在自由和无偿中体验，既可以表达自己不想表达的自由意愿，又可以保证对方不会受到话语的伤害(或者因为无知而妄下结论)。

第三是话语转注法，就是基于方言、语音分歧和话语声音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话语生成法。例如，“很好很强大”一语是“sehr gut, sehr beeindruckend, sehr harmonisch”的中文译法，它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赞扬工人阶级在兴登、卡瓦仑切以及莱茵地区的斗争时说的话。这是话语在时空中“迎接与顺应”的现实表征。在交往中，我们的话语要对过去进行提炼，对当下进行感知，将二者糅合进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方能成就个性的语言，表述最贴切的现实，这也是话语的历史眼光。交往的个人总是“现实中的个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④交往中的语言是连接过去到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话语既要承认历史，顺应历史，又不能违背我们的主流核心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法律、道德、规章制度，话语取向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培育批判的话语精神。与此同时，语言在交往中寻找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方式，投射交往，并以活跃的话语方式联通个人、他人与社会。迎接传承历史，探索最具主动性的表达诉求，为架构美好的社会现实而顺应时代，凝聚思想的现实，尊重各阶层的差异和个体间的差异，使人类的话语力量不但延续过去，也拓展未来。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四是话语假借法，就是在话语交往中借用话语字词的意义，通过组合表示新的意义的一种话语创新方法。例如“锦鲤”，本是高档观赏鱼，假借之后，表示“好运”。话语假借法是话语的“时光隧道”，“在语言多样的今日，沟通并不代表放弃母语，更不是弃绝滋养(交往)双方思想的智慧”⑤。交往的双方在话语中博弈，因为思想的引入，才能推进彼此的信息互换，品味语言的魅力。

⑤[法]魏明德：《对话如游戏——新轴心时代的文化交流》，第291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语言的语用意义扎根于文明的沃土，是现实敏锐与精准的高度展现，说明了人类思潮在话语体系中的开拓，借由独特的构造方法，显示出人类的普遍性。流行语进入大众消费的过程，就是语言扩张的过程，也是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的话语权力的过程。首先，话语结构的改变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话语结构的改变参与了大众的生活。新的话语被引进和流行，成为交往工具，参与人们的话语交往，能使人们的语言环境全面改观。再者，话语结构的改变影响了大众的交往关系。流行语随着网络时代的加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及表述形式，形成了一定的交往结构。新的话语方式的介入，必然在替代原有话语方式的同时造成原有交往关系的改变。

可见，流行语充分展现的是一个自由、开放的话语空间。只有创新的话语，才可以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语言交往实践，并生成自主性的流行语。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流行语是话语一元与多元的碰撞结果。只有话语多元，才能体现语言交往的创造性，才能产生丰富的言说信息，人们才能共享话语资源。只有坚持话语的一元性，才能彰显主流话语的地位，实现多元的有序性。话语生态环境、话语霸权等全球性交往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依赖于话语的创新，依赖于流行语的自觉。

恩格斯认为，在交往中主体的话语“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这种自觉目的，使话语实践“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在话语空间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作用，从而激发合力。①流行语的话语主体“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②。流行语是同主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一定交往发展阶段上的话语方式带有个人特性象征的话语样态。只有依据流行语形成的现实社会，看到不同的现实社会生活造就不同的流行语言，才能有效地张扬和限制流行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第302页,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

首先，虚拟空间，现实话语。“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③社会生产力满足了个人生命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④互联网技术的发达，造就了流行语的生物学基础。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引擎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转向对信息的依赖，信息创新必然要话语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⑤，人才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从而营造自主性、能动性和自觉性话语的主体基础。自带个性的诉求成为网络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流行语的社会学根基。从流行语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生产力水平是话语获得流行性和普遍性的客观基础。社会生力水平越高，标志着人与自然界的信息、能量交换越深刻，话语就越有自主性、自为性和自觉性。从生产力的质的发展角度来看，从天然工具、手工工具到大机器、自动化机器交往手段不同，当前信息时代的话语与现实的接壤和前者有着天壤之别。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8年第24期。

其次，网络时代人的“特殊活动范围”为流行话语开动了多个引擎。总体上，人的活动空间把人细分成各个阶级和阶层，从而个人被片面化。随着社会分工的每一步发展，个人的“特殊活动范围”越来越狭小，片面性越来越明显，话语表述也就越来越精细。社会分工在促使个人片面性日益明显的同时，也使个人的需要日益全面化发展。发展着的主体，只有话语具有自主性，才能在个性突显的当下具有标识性。另外，人的活动范围专业化程度增强了个人在某个领域的专属性，也使话语在该领域具有了标的性。无论是在生产力、社会分工还是社会交往上，当今交往的普遍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流行话语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影响。

再次，信息技术的加盟秒化了话语的流动。一是语言的魅力借助技术使话语更为精密，使话语在空间有了分工。不同的表述分管不同的话语领域，话语空间上的分工更为精细化、专业化，为流行语的形成创造了多种机遇。二是网络时代人及其职业的流动加速，话语间的更替更快。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将被内化在语言中，并在当代全球化迅速的社会发展面前成为可能。社会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有全面发展的人，要求人的话语也要具备全面发展的能力。三是网络化时代社会分工“以垂直为主变成以水平为主”①，从而使个人的活动进一步被纳入国家之间的社会国际分工之中，使得人的生产及实践活动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类特性。人的话语及言说方式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自觉性也就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技术促使具体劳动越来越具有抽象劳动的属性，个人克服了专业、技能之间的差异，可以享受其未涉足领域的成果。个人通过交往在其劳动产品中实现和确立自己的话语标识，如专业领域的专属话语，它往往是某位专家首次使用，渐渐进入大众话语，久而久之便成了公众话语。第二，网络化使个人及其话语的依附性、被动性和盲目性具有相对性、偶然性，从而在整体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促进个性话语向更高层次发展。第三，社会交往内容的全面技术化为主体话语提供了内容的支撑，扩大化的交往领域涉及文化、语言、政治、经济等，这些领域的先进成果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传播，冲击着人类的话语方式。

① 俞可平、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第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最后，网络的开放性和分享性为话语资源配置提供了基本手段，为流行话语的形成创造了多向条件。网络时代，信息传输具有极大自由，话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这就要求话语的标的性更加明显，加速了话语诉求表达的特性，追求自带标签的话语标的，因而促使主体的话语标识意识空前强大。一是交流平台肯定主体交流所得。平等的交流机制对个人话语的肯定不仅是唤醒主体话语自主能动性、自觉性及创造性的前提，而且刺激个人不断去追求话语的自主性、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二是微博、微信、QQ群和移动手机平台使语言的信息传播效率空前，个人的思想或行动就直接体现在话语交往关系上。“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②，愈是文明发达的交往形态，愈能容纳流行语的更大发展，最终更能实现诉求和话语的充分融合。只有促成个性的话语，出现有个性的个人，才能反过来活跃话语体系，促进语言结构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利于人的发展的交往总会让位于更适合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交往。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5页。

流行语是话语交往实践的产物，“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③。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必须科学张扬流行语的正能量和有效限制流行语的负能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的话语态度根源于交往主体间的经济利益。“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④，流行语的张力和限制都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导向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进程中的自主话语阻碍。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

由于世界话语旧秩序，交往处于不平等的起点，因而出现了“边缘人”“被字辈”。话语被代表，没有自主性话语，个人的诉求被边缘化，处于“失语”状态。一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冲突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话语冲突表现为话语的商品化和话语的技术化。网络化不可能造成话语的“同质化”，经济的全球化也不可能造成诉求的“同质化”。事实是，西方强国利用多样的交往渠道把承载自身价值观念的话语当成商品对外输出。话语凭借高科技手段，“话”成技术，化约为各种符号，强势冲击着科技水平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致使其话语体系混乱。二是话语生态危机的出现，对流行语的形成提出了新挑战。首先，一些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资源最优配置，不顾别国实际推行自由主义贸易原则，要在国际话语舞台上采取高压战略和政策，强制推行其话语，对别国造成强制的话语打压，这实则是一种话语霸权。其次，网络化时代对话语自觉提出新挑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地位？”①一方面，精神的缺失导致个人失去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一味地追赶时髦，融入网络“水军”，或是做人见人厌的网络“喷子”。久而久之，话语的主权地位消亡。另一方面，交往空间、方式的多样化及多样话语的轰炸使一些人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话语主动权。

①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54页。

在网络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自觉、主动地融入交往链条，让自己的话语与时俱进。与此同时，话语不能全盘西化，不能失掉自身的特色。自带标识的语言既是个性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既是自主与自觉的统一，也是开放、超越和创新的有机结合。对流行语既要彰显正能量，又要限制其负面效应，流行语张力与限制相统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题中要义。

总之，网络时代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纵深发展、错综复杂，人们的话语诉求也越来越“疯狂”。经过网络传媒的发酵，话语多元已是事实，语言也已超出它本身理论所建构的内容，产生了我们无法掌握的话语力量。我们能否真正互换智慧，过一种充满智慧的生活？有时我们不能确定，因为仍然存在着资源分配的不均，贫富的差距，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地区的仇恨和战争等。文明的冲突起伏，使人类面临共同的危机——话语危机。危机也是时机，话语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根据交往主体间的经济利益状况来判断主体的话语态度、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信仰等。也就是说，一个阶级、阶层、团体或民族、国家的话语诉求和思想诉求等，往往与其物质经济利益状况有关。话语诉求背后总是受一定的物质利益诉求制约，思想诉求总是物质经济利益诉求的反映。把握这一方法论，对于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处理国内外话语主权的关系，科学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及对内话语体系，分析和处理中国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交往矛盾以及主体间、民族间话语冲突，都有着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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