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作家徐则臣要写京杭大运河，我有点担心，原因有二：其一，作家写河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马克·吐温之于密西西比河，沈从文之于沅水，不过，他们的着眼点都是河边人而不是河本身，河本身可以画却不能写，写就只能写河边人的命运。徐则臣竟然要以小说的方式写大运河本身，听上去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二，自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大运河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两千多岁的大运河承载、见证了多少兴亡成败，哪一桩事件最能代表它？写什么才能不遗珠、不遮蔽大运河的丰富？

　　没想到，一开始读徐则臣的《北上》，我就嗅吸到大运河的泱泱水气，看完很久，我的耳边仍隐隐传来大运河“哗哗”的涛声以及大鱼“欻”地跃出水面的声音。100多年前，因为马可·波罗的中国纪行迷上大运河的小波罗从意大利来中国旅行，与他雇用的向导、随从、保镖一起，同吃同住于一艘小船，从大运河逆流“北上”。从杭州到北京，于沿途的热闹商埠和往来运河的各色人等中，既见证大运河最后的辉煌——1901年7月，清廷宣布停止漕运改为海运，大运河的功能地位自此丧失；也见证历史巨变的前夜——其时八国联军入侵北方，民愤激昂，社会动荡。历史斗转星移，目光拉回到2014年的“现在”，因为一档以运河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大河谭》的资料收集工作，和运河有关的人物又一次被打捞出来。世代驶船的船夫、在运河边开民宿的商人、运河文物收藏者、考古专家、运河题材摄影师，等等。他们作为小波罗当年那条船上人的后辈，竟然兜兜转转地都脱不开与运河的关系，并且一次次展开对家族记忆与运河历史的探寻。经由这样的叙事，一条贯通南北、不息昼夜的大运河，最终也贯通历史与当下、不息生命与精神。可以说，《北上》把这条凝结着百年沧桑变迁，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与创造力，也凝结着几代人情感记忆的大运河，复现到纸上，同时复现的还有作家徐则臣对大运河由衷的爱与深切的思考。

　　这种“复现”成功的秘诀何在？我的体会是，徐则臣像导演一样把镜头放在一个让大运河最自然地呈现自身的位置，用大运河本身的样态讲述着大运河。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北上》处处有事件，大运河注定是事件蔓生的，每一个石块都会在它的汤汤水流中激起一朵属于自己的浪花。同时《北上》又拒绝单一的故事核和故事轴，不把故事讲满，不把情感放大，此起彼伏的事件如同涌浪，营造出漫天水汽，运河的面目自然从中清晰起来。《北上》绕开大运河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因为这些人物拥有编织故事的潜能，在运河面前，精巧的故事编织反而显出格局之小。

　　徐则臣自觉地与大运河保持一种既沉湎又超脱的关系，朝着普通人、普通事去写，写得从容、自由，努力呈现历史的丰赡与运河这一意象的复杂。其间，人物命运的兴衰起伏引人深思，民族历史的旧邦新命呼之欲出。

　　作为70后代表作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花街”系列还是“北漂”系列，徐则臣的写作都凸显“我”的印记。他的写作是近身的，有“我”的，所以能切中人物思想情感的复杂，写出现实人生的质感，甚至有评论说他“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谱”。但是，执着于自我，很有可能斩断“我”通往世界、世界朝“我”涌来的纽带。上世纪90年代，文学“向内转”带来的拘于自我、拘于内心的弊端仍需警惕。这一次《北上》的写作，徐则臣把目光由“我”向“他们”稳稳地抛去，他是在大运河的浪涌里听取“我”的回响，在壮阔的民族历史里锤炼“我”的思索。小说中不同人物的人生悲喜将我们引向大运河的不同面向，让大运河的故事开阔浩荡，也让作家的创作风格变得开阔浩荡。这种开阔浩荡当然与他的写作方式有关，这部书是他沿着大运河从南到北走出来的，是他从文献资料的案头工作里打捞出来的，也是他朝着人类精神家园的深处、更深处开垦出来的；这种开阔浩荡更与他的写作态度有关，在深知自我有限性之后，以更开放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心胸面对历史，展开丰富世界的丰富面向，这样的写作态度让我们对他未来的作品更加期待。

(责编：马昌、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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