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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时代

我又来到广州了,我来了很多次广州了,很喜欢这座城市。有人说广州是一个宜居的城市,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食在广州?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认为一个城市宜居就是文明,并不是空气好、生活条件好就是文明。

今天我去看了南越王墓博物馆,很惊讶。2000年前的这一块土地到了这个高度,一点不低于中原,玉器、铜器的制作,南越王朝特有的纹样,那种创造力与审美到达相当高的高度,这一块土地的文明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些年广东省是我文化抢救的工作目标之一,我知道广东的民间文化、老百姓的生活文化是自成体系的,无论他们的音乐、舞蹈、粤剧,他们的各种手艺和技艺,包括他们独特的饮食以及他们的建筑,这对搞文化的人来讲,有强大的吸引力。

关键是这个城市的文明今天怎么样?昨天下午我在黄埔书院讲了一个事,刚开始做全国文化遗产启动的时候,请了联合国总干事来开会,他准点来,我一见面就和他握手,我说非常感谢您来,他说:“你为什么感谢我,我应该感谢你,中华文化对世界贡献很大,但是你们今天还热不热爱你们自己的文化?如果你们不热爱谁都没有办法。”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像被鞭子打了。所以我们不能凭嘴说,你们按照我们敬畏的传统过我们的节日吗?你们到各地旅游看我们的文化,是当作娱乐来看,还是欣赏它?你到博物馆是去寻找快乐,还是去欣赏我们的历史?

我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刘海陵书记讲到花地。我很钦佩花地。生在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种粮,但我们的花地仍然还在种花。审美让人们热爱美,让人们思考那样美的文学。在纸媒体衰弱萎缩的情况下,还在坚持办这样的副刊不多了,但是花地坚持这么多年。还有一些企业,像观音山森林公园、黄埔书院都是企业参与,推动文化,这个我认为更重要。一个城市越多人、越多企业参与城市文明建设,这个城市的文化水准越高,它是一个标尺。

这是我今天想先讲的几句话,现在我要讲《文学和时代》,这是太大的主题,但我想说,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严肃作家都必须应对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你跟这个时代什么关系?这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原点。如果你选择为自己而写作,你所写的依然还是你的时代中的自我。如果你写历史,也是为今天去写历史。如果你游戏笔墨,戏谑人生,或者你把写作看成一种单纯的文本试验,从未来看,也会是这个时代一种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文化现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我们都不是超人。

我们跟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必须弄清楚。从年龄上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文学上说,我的写作与改革开放同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到现在应该是40年,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在广东这边出版,非常感谢广东。

我想因为我这样一个经历,我身上有政治的时代和时代的政治。时代多次强势地介入我的命运,所以我身上有太多的文化层。所以,我就特别关切时代,我太习惯于对生活思考和追究,我太关切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我也关切读者,所以我曾讲我是读者感太强的人。可以说,这是时代对我的一种强加,但同时也是我的主动承担。

因为太关切时代,我的文学道路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做文化遗产抢救,放下小说,直到2013年、2014年才重新开始写。我放下的是什么东西?是我最热爱的文学。我为什么放下?是因为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都乐呵呵,幻想我们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们想买一辆汽车,但我们的文化在消失。我们是改革开放才开始工业文明转型,在转型的时候,前一个文明历史阶段里面创造的财富又瓦解消失,这必然是正常,但不能因为正常,我们就不管它,因为那个文明里有我们的历史精华,有我们传承的艺术和文化,有民族的精英,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对一个民族自我识别最重要的因素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在全国各地跑,我看到的东西触目惊心。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前一代手中火炬接过来,在我们手里燃烧不息,然后传给下一代。

现在我岁数大了,回到书斋里,我要继续写作,我不是想写小说,是有一些小说等着让我写。但我没有忘记我和时代的关系,我仍要在时代前沿,我一定要生活在深深的肌理里面,在人性的冲突里面,在时代漩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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