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广州了，我来了很多次广州了，很喜欢这座城市。有人说广州是一个宜居的城市，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食在广州？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认为一个城市宜居就是文明，并不是空气好、生活条件好就是文明。

今天我去看了南越王墓博物馆，很惊讶。2000年前的这一块土地到了这个高度，一点不低于中原，玉器、铜器的制作，南越王朝特有的纹样，那种创造力与审美到达相当高的高度，这一块土地的文明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些年广东省是我文化抢救的工作目标之一，我知道广东的民间文化、老百姓的生活文化是自成体系的，无论他们的音乐、舞蹈、粤剧，他们的各种手艺和技艺，包括他们独特的饮食以及他们的建筑，这对搞文化的人来讲，有强大的吸引力。

关键是这个城市的文明今天怎么样？昨天下午我在黄埔书院讲了一个事，刚开始做全国文化遗产启动的时候，请了联合国总干事来开会，他准点来，我一见面就和他握手，我说非常感谢您来，他说：“你为什么感谢我，我应该感谢你，中华文化对世界贡献很大，但是你们今天还热不热爱你们自己的文化？如果你们不热爱谁都没有办法。”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像被鞭子打了。所以我们不能凭嘴说，你们按照我们敬畏的传统过我们的节日吗？你们到各地旅游看我们的文化，是当作娱乐来看，还是欣赏它？你到博物馆是去寻找快乐，还是去欣赏我们的历史？

我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刘海陵书记讲到花地。我很钦佩花地。生在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种粮，但我们的花地仍然还在种花。审美让人们热爱美，让人们思考那样美的文学。在纸媒体衰弱萎缩的情况下，还在坚持办这样的副刊不多了，但是花地坚持这么多年。还有一些企业，像观音山森林公园、黄埔书院都是企业参与，推动文化，这个我认为更重要。一个城市越多人、越多企业参与城市文明建设，这个城市的文化水准越高，它是一个标尺。

这是我今天想先讲的几句话，现在我要讲《文学和时代》，这是太大的主题，但我想说，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严肃作家都必须应对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你跟这个时代什么关系？这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原点。如果你选择为自己而写作，你所写的依然还是你的时代中的自我。如果你写历史，也是为今天去写历史。如果你游戏笔墨，戏谑人生，或者你把写作看成一种单纯的文本试验，从未来看，也会是这个时代一种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文化现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我们都不是超人。

我们跟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必须弄清楚。从年龄上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文学上说，我的写作与改革开放同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到现在应该是40年，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在广东这边出版，非常感谢广东。

我想因为我这样一个经历，我身上有政治的时代和时代的政治。时代多次强势地介入我的命运，所以我身上有太多的文化层。所以，我就特别关切时代，我太习惯于对生活思考和追究，我太关切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我也关切读者，所以我曾讲我是读者感太强的人。可以说，这是时代对我的一种强加，但同时也是我的主动承担。

因为太关切时代，我的文学道路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做文化遗产抢救，放下小说，直到2013年、2014年才重新开始写。我放下的是什么东西？是我最热爱的文学。我为什么放下？是因为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都乐呵呵，幻想我们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们想买一辆汽车，但我们的文化在消失。我们是改革开放才开始工业文明转型，在转型的时候，前一个文明历史阶段里面创造的财富又瓦解消失，这必然是正常，但不能因为正常，我们就不管它，因为那个文明里有我们的历史精华，有我们传承的艺术和文化，有民族的精英，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对一个民族自我识别最重要的因素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在全国各地跑，我看到的东西触目惊心。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前一代手中火炬接过来，在我们手里燃烧不息，然后传给下一代。

现在我岁数大了，回到书斋里，我要继续写作，我不是想写小说，是有一些小说等着让我写。但我没有忘记我和时代的关系，我仍要在时代前沿，我一定要生活在深深的肌理里面，在人性的冲突里面，在时代漩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