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单的执着或迷信，反映的是“不知道读什么书”的焦虑。人们既想读点“有价值”的书，又想走捷径，于是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书单，就成为拯救他们的“药方”。

　　从“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适和梁启超都开过）到“青年必读书十种”（对，就是鲁迅当年交白卷那次，为此他提出著名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观点），从“人生必读的100本书”到学者严锋的“不必读书单”（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所有名著的续书”“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所有的成功学、心灵学、鸡汤类书”，等等），你会发现，你总会跟这种或那种推荐书单不期而遇。

　　而在社交媒体上，各类书单的收藏、点赞、转发量也相当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收藏即拥有，有这么一份书单在手，“不知道读什么书”的焦虑瞬间得到了纾解。

　　书单还可以做“懒人包”，成书出版。

　　1

　　有人不轻易开书单

　　有人特别愿意开书单

　　作家苏童曾这样描述开书单这种行为：“用自己的记忆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我想这是现实世界上唯一可以容忍的绑架了。”

　　有些人不轻易给别人开书单，有些人则特别愿意开书单，胡适就属于后者。早在1920年，他就开了一份名为“中学国故丛书”的书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

　　1923年，胡适开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份书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敦元等四名清华学校学生即将赴外国留学，“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因此胡适为他们拟定了这份极其详尽、共收入184种图书的书目。

　　胡适很愿意给青年开书单。

　　从数量上看，这份书目还是过于庞大了（要知道，仅《全唐诗》就有25册，而《全唐诗》在这份书目里只算“一种”），不符合“入门”“最低限度”的标准。

　　因此，《清华周刊》记者给胡适去信，希望他再作删减。胡适从善如流，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从184种缩减到38种。

　　梁启超嘲笑胡适的书单。

　　此事还有后续：梁启超写了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抨击胡适这份书目“文不对题”。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梁启超进而嘲讽道：“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也把书单做成了书。

　　《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16-9

　　为此，梁启超也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成五类，共计133种。考虑到所涉书目还是太多，“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梁启超从中精选25种，称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就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优于“胡目”。因为“胡目”仅列举书目而不指明读法，“梁目”则在每种书目下既有简介，也附有读法和参考书目。

　　如对《论语》《孟子》的简介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参考书目可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

　　而“胡目”与“梁目”之争，比拼的既是见识、格局，更是诚意。一份有诚意的、真正为读者度身定做的书单，才是好书单。

　　鲁迅虽然不愿意给青年开书单，但至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时，鲁迅欣然给他开了一个书单。

　　2

　　在阅读行为的背后

　　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约25万种图书，真正畅销的、有话题关注度的书，可以说，不超过100种。

　　是出版机构、书店、媒体、自媒体、KOL、父母和老师等决定了哪些书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

　　出版机构每年出版数百种图书，但只有重点项目（宣传、营销资源倾斜）才是他们希望读者看到的；

　　有影响力的媒体如《新京报书评周刊》，除了推出季度书选，还会在年底推出年终书选，即便自己旗下的书只进入100种初选名单，出版机构也与有荣焉；

　　那些擅长“用媒体化操作的思路引导大众”的新锐书店如单向空间杭州店，反套路地推出“滞销榜”，成为读者拍照发朋友圈的热点；

　　自媒体如新世相、KOL如“罗辑思维”的罗胖早就开始卖书了，他们卖的当然是经过挑选的书（没有罗胖的大力推荐，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恐怕没有那么火爆）；

　　而在体量巨大的童书、绘本市场，决定孩子读什么书的，是父母和老师。在阅读行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

　　央视每年的4.23读书盛典，都会评选“中国好书”。

　　以出版机构为例，出版机构判断一个选题可不可做，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凭编辑的经验、感觉，或曰“撞大运”。

　　此时，是否有重磅文学奖项的加持，就很关键了——而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重要的文学奖项，没有之一。

　　这造就了某些出版机构选书视角的“诺贝尔化”：如果有可能，就抢先拿下诺奖预测榜单上最热门的头几位作家；做不到的话，就选次热门的，能进TOP10就意味着有戏；前十名都被抢走了，那就从国外各大媒体的权威榜单着手——比如《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纽约时报》评选出的2018年十大好书。

　　出版机构如此迷信诺奖效应，是因为有不少成功例子表明，诺奖对图书的销售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

　　译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

　　世纪文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2006年8月推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两个月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世纪文景当即决定《我的名字叫红》加印1.5万册。

　　仅在京东图书这个平台，《我的名字叫红》累计销量超过40万册。

　　《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经典名作。/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亚马逊中国曾对2013年至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后其作品的销售情况进行监控，结果也很惊人：

　　2013年的艾丽丝·门罗，她的作品在获奖一个月后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15年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相关数据则分别是增长240倍、增长近74倍。

　　增长的倍数越大，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好奇，换言之，也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不熟悉。如果没有诺奖，谁会关注这些作家？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发表获奖演讲。

　　3

　　书单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合适的

　　即使是特别愿意开书单的胡适，也这样提醒读者：“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