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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鹿纯

多年以后，佩特拉时常回想起雪子自杀的那个夜晚，她总觉得雪子的在天之灵一直在默默注视着她，陪伴着她，保守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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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在讲故事

美国姑娘佩特拉·汉森（Petra Hanson）第一次来东京时，一句日语也不会说，身上只带了1000美元和一个双肩背包。那是1991年夏天，佩特拉刚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迫不及待地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恰逢日本经济腾飞，机会众多，于是一直迷恋日本流行文化的她只身来到日本，一边上语言学校一边作英文家教维持生计。

雪子是佩特拉的日语老师和语伴。她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姑娘，身材娇小，乌黑的发辫上总是点缀着粉红Hello Kitty发卡，眼神清澈，童心未泯。

雪子英文流利，知书达理，却异常害羞，和佩特拉对话时总是低眉顺眼，好像躲在大人身后的孩子，畏缩着什么。她向佩特拉介绍各种日本文化常识，一次佩特拉惊讶地问她为什么日本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都把女性年龄限制在18至24岁，雪子才透露了心中的隐痛。

原来，当时日本女性一般在25岁之前结婚，婚后就辞职作家庭主妇，而年过25岁还单身的女人就成了“圣诞蛋糕”。“就是说女人就像圣诞筵席上的蛋糕一样，一过12月25日就开始陈旧发霉，无人问津了。这是很不光彩的事”，雪子好像犯了错的小学生，羞愧得满脸通红。

雪子当年30岁。她也曾和佩特拉一样憧憬外面的世界，去牛津大学进修英国文学，梦想着成为作家。可是学成回国后才发现，在女性到24岁就要退休回家，相夫教子的国度，她的满腹才华没有用武之地。雪上加霜的是，这时的她已经错过婚龄，在家是父母的负担，在外是见不得人的“圣诞蛋糕”。和佩特拉相识时，雪子已经对人生追求心灰意冷，早日出嫁成了她唯一的念想。

佩特拉简直无法把自己听到的一切和眼前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联系起来。作为美国六零后，她在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长大成人，从小耳闻目睹身边的女性为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同工同酬，反对性骚扰和家庭暴力，合法避孕堕胎等权利奔走呼号。在家里，她看着自己的母亲既作为理疗师治病救人，又作为单亲妈妈养育她们姐妹三个；在学校和大众传媒中，她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孩和男孩一样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实现美国梦。

佩特拉试着用美国青年的天真烂漫鼓励雪子。她们在英文对话中练习角色扮演，佩特拉扮成美国第一位晚间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采访雪子扮演的奥斯卡影后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雪子满脸迷茫，羞涩地回答：“我演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佩特拉哭笑不得，“朱迪·福斯特才说不出这种话呢”！日复一日，雪子扮演的角色从女权运动的领袖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到计划生育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再到惊世骇俗的歌坛巨星麦当娜（Madonna）。也许是说外语放松了雪子紧绷的神经，她说话渐渐有了底气，笑容也明媚了起来。

佩特拉和雪子的语言交换持续了八个月，风雨无阻地每周见两次面，随着交往的深入，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闺密。忽然，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一向守时的雪子迟迟没有露面。佩特拉望穿了吉祥寺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心急如焚，四处打探，直到深夜才从另一个朋友家里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雪子服毒自杀了！

朋友的母亲支支吾吾地向佩特拉解释：“像雪子这样的姑娘，这一点也不奇怪”。“雪子是什么样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在佩特拉的追问之下，朋友的母亲道出实情：雪子的未婚夫变心，和雪子解除婚约，她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当‘圣诞蛋糕‘是很耻辱的事，很多人最后受不了都走了这条路，连旅店都不让单身姑娘订房，还有人跳下地铁轨道自杀“，朋友无奈地向佩特拉解释。

“女人啊”！朋友的感叹是人们最后一次谈起雪子。转天的生活一切照常，东京依旧春光明媚，车水马龙。雪子的家人大概觉得女儿的自杀丢了整个家族的脸，连葬礼都没给她办就匆匆火化了，旁人对她的死更是讳莫如深。佩特拉最终也没能见到雪子最后一面，雪子也没有得到灵魂安息前的最后告别。

佩特拉默默地办了属于她们二人的告别仪式。东京街头遍布日本神道教的神社，在喧嚣纷扰的都市生活中使人享受片刻的宁静。雪子生前曾教给佩特拉如何写好许愿签，折成特定形状，再放进神龛里许愿。离开东京之前，心灰意冷的佩特拉许下最后一个愿望——她将永远不会忘记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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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乐队，中间主唱为佩特拉

佩特拉重返东京已经是十年之后。她身穿自己设计制作的粉色蛋糕裙和六十年代的经典白色长靴，涂着荧光唇彩和眼影，头顶白金色波波头，打扮得好似外星芭比娃娃。一下飞机，她就受到一大群年轻女孩的尖叫簇拥，她的巨幅头像印在宣传海报上、广告牌上、公车车身上。这时她的身份是日系风电声摇滚乐队“外人劲舞”（Gaijin à Go-Go）的主唱，艺名“纪子”。

过去的十年间佩特拉一直对日本文化念念不忘。东京是她作为成年人生活过的第一个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她的血液。回到美国以后，她一直努力学习日语，坚持和纽约的日裔团体保持交流。终于，在30岁那年，佩特拉内心的创造激情如山洪般爆发了。时装公司朝九晚五的工作已经无法满足她，她需要个人表达的突破口。

眼看身边的朋友们争先恐后地买房结婚，迫不及待地过上安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佩特拉在纽约《都会报》上刊登广告召集乐手组建一支“开心，奇幻，不求名利”的电声摇滚乐队。“既然我能拥有自己的乐队，还要什么婚礼呢？”她骄傲地当众宣布。当她开始结合东京的青春记忆和六十年代日本流行音乐，用英日双语写歌时，灵感的源泉开启了。异国文化赋予佩特拉前所未有的自由，生性腼腆的她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活力四射，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