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缘
1990年我从台北去了纽约,2005年又迁到上海。几次跨洋迁徙,让我在很多时候是个外来者、是新人,需要对别人介绍自己。我滔滔说着,用这个譬喻那个象征,最重要的是说彼此的同和异,如此让对方更容易理解,我也更理解对方和身处的新世界。或许,这种努力融入当下环境和语境的经验,让我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最近重读李义山绝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在短短二十字里,我看到一幅既悲且艳的印象派油彩,读到恋慕、执着和追求,这些竟然如此贴合多年来在第二故乡写作的心情。
对羁旅之人,那像春日般令人向往的是怀念的原乡,它不断在向后隐退,你不再拥有它的现在和未来,只有过去还魂牵梦系。美好的春日又何不是此刻安身的他乡?它跟你有心灵和文化上的距离,咫尺天涯。写作者无论是在笔下追索那不断隐退的原乡,还是试图把异乡拉近融入,都是春日里黄莺的啼叫,虽然动听,但是夜幕即将四合,所余不多的时光在不断流逝。距离上的遥远,时间上的紧迫,于时空双重的焦虑下,写作者还在拼命啼唱,啼出了血泪,为的是沾湿最高处的那朵花。这朵最高花,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艳之花?
时间和空间,这是每个写作者笔下要处理的问题,更是在第二故乡写作者的自我诘问。嘶嘶流逝的时间,改变着写作者对原乡和异乡空间的感知。总有那么一天,你发现你只能叙说对原乡的回忆,而异乡悄悄进入你,成为你的现在。至少,这是我的经历。
来到上海之前,我没有想象过中国大陆文坛是怎么样的一种机制和样貌,一无所知也就一无所惧,唯一在意的是,自己是否能继续写作。初抵上海,一人不识,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期刊,也不知道如何投稿。幸而故交庄信正老师从美国来沪,庄老师跟学者陈子善老师熟识,借住陈家时提及我。陈老师约我见面,就着洋气的咖啡和鲜奶油蛋糕,开口便问我想不想在上海投稿?热心肠的陈老师帮我递了两篇小说给《上海文学》,两篇小说同期刊出。几年内,《上海文学》和《小说界》分别发了我十篇小说,我的发表园地也逐渐向南向北拓展,天地越写越宽。
一开始,我采用台湾人的视角,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这是我最能掌握的视角。但是它并非没有挑战性,因为小说人物不是活在真空或想象中,他活在今日的大上海,对上海的一切,从人们的食衣住行到城市样貌,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无法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小说世界。你还必须对大历史有所认识,因为人物是从过去走到现在,他个人和家庭的过去,你可以蜻蜓点水,但每次点水都要在点上,每一块建构的砖石,都要经过细细打磨和挑选。这样的书写,比起在原就熟悉的文化和环境里写作,少了信手拈来的自信,多了临渊履薄的小心翼翼。
我慢慢写,在精不在多,重要的是写出一篇能立起来的作品,而不是数篇浮光掠影的刻板印象。在上海的时间长了,我终于不需假借外来者的视角,可以直接书写第二故乡了。我的故事就这样自由生发于台北纽约上海三城。
作为一个写作人,写作版图的几经置换和变迁,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是我总相信,没有什么是“更好的写作地”,只有“最好的写作地”,那就是写作者当下的所在。如此,我在第二故乡写作,行于少有人迹的路上,接受从创作到发表的各种考验,转眼二十余载。而我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几篇能跨乡越界、引发不同族群共鸣的好作品。对我而言,这就是那个奇艳的“最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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