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周鹏 摄

1992年，芝加哥的一个清晨，到美国留学已经三年的严歌苓，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来电人自称是导演，想购买她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并请她担任编剧。严歌苓询问他拍过什么电影，他说拍过《喜宴》，她惊喜地大叫：“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导演李安的这次邀约，不仅将严歌苓从留学生的经济窘迫中“解救”出来，还为她开启了与影视为伍的编剧生涯。三年后，电影《少女小渔》荣获了亚太电影节的五项大奖，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编剧。

“从四岁时便醉心功名”的严歌苓，终于尝到了一举成名的滋味。然而，这还只是开始，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她笔耕不辍，一部部小说和影视作品纷至沓来，她的声名也随之水涨船高。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少红、陈冲等华语电影圈最知名的导演，都与之有过合作，“严歌苓”成为自带流量的文学与影视IP。

自称“写稿佬”的严歌苓，如同一架不知疲倦的写作机器，每天开足马力按时按点地生产数个小时，直到榨出她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字。高度自律的写作习惯，源于军旅生涯和职业化训练，这让她保持着惊人的产量。截至今年，她共出版了22部长篇小说，约70篇中短篇小说，还参与了八九部电视剧和众多电影的编剧。

年轻时，她曾说，“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人。”她深谙“出名要趁早”的道理，因为作家如果没有名气，他的书就不会有人看，他的主张就不会有人欣赏和接受，但游历半生归来，她觉得当初的想法非常幼稚，她现在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做一个平凡人。“因为自命不凡，就会失去平常心，就会写不出世间平常的生活。”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初到美国求学的那段日子，是严歌苓一生中最彷徨无依的时刻。1989年，她结束了一段为期三年的痛苦婚姻，放弃了国内优渥的生活环境和靠三部长篇小说积累起来的名气，只身闯荡全然陌生的美国，过起了靠洗盘子、当保姆、做护工赚钱的生活，那年她整好三十岁。

“三十而立”的箴言，如同一道催人奋进的紧箍咒。尽管考取了中意的美国高校，开始了梦寐以求的职业写作训练，她却仍然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把自己看得很低。

这一时期，她迷恋上读作家们的传记，她发现那些文学泰斗们，无论男女，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美德和缺陷。比如，他们都有铁一样的意志、军人般的自我纪律、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待自己每日的艺术创造，就像对待一件宗教功课：只求心灵的付出，不求肉体的获得”。

军人出身的严歌苓，把这些文学前辈称之为“男超人”“女超人”，拼命从他们身上汲取写作技艺和精神力量。从1991年的暑假开始，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写作五六个小时，即便打工一整天之后神志涣散、思维迟钝，她还是借助一杯浓咖啡将自己强行按在写字台上，坚持写到深夜一点。

当咖啡因带来的兴奋正在劲头上，她又必须搁笔去睡觉，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从祖辈遗传下来的失眠症对她不离不弃，这个外人看来或许不值一哂的病，却曾让她的祖父想到自杀，也让她每晚陷入孤立无援的沼泽。最高的失眠记录是长达三十多天不能入睡，她被诊断为患有躁狂性抑郁症，这是许多创造力旺盛的人的共同魔咒。

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且大多为移民题材，包括《失眠的艳遇》《少女小渔》《海那边》《女房东》等，这些小说陆续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发表并获奖。而之所以选择在港台发表，是因为那里的稿费标准更高，每笔稿费和奖金对当时住贫民区、买廉价菜、捡旧家具过活的严歌苓而言，都是可堪大用的“意外之财”。

身为第五代新移民，严歌苓在这座混杂着各种肤色和族群的美国都市，同时感受着“阶级友爱”和“民族仇恨”。从刚刚解冻的中国走来，芝加哥的一切都显得新鲜和刺激，许多人生的第一次都开始于这座城市：第一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钱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馆打工；第一次走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国女同学合租房子；第一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还有第一次叫喊英文梦话，直到把自己叫醒……

这些经历并非全然美好，但严歌苓在犹疑中决定扎根下来，并逐渐站稳了脚跟。她与一位精通八国语言的美国外交官结了婚，虽然过程极尽波折，FBI提出要对她进行测谎实验，但好在共同的旨趣和价值观将二人牢牢捆绑在一起，没被意识形态的敌意拆散。

移民作家的困境与奖赏

作为一名移民作家，严歌苓察觉到自身的边缘处境是双重的，在美国，她属于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在中国，她又是移民海外的洋人之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移民作家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离开原乡故土后，如何能让艺术生命不至于凋谢，则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其实，破解这道难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停地写，直到写成生理习惯，写到精神上瘾。对严歌苓而言，写作就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

军人的作风和职业化的写作训练，让她保持着良好的写作习惯。她说，如果一天不写作，她就跟没醒透似的；如果一连多日不写，她就感觉像犯了烟瘾的人，新陈代谢都紊乱了。“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为此，她的家人朋友必须围绕着她的时间表来转，只要在她的写作时间，必须轻手轻脚，给予极度安静。

她很好地运用着自己的“边缘人”身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她依然不会开车，她喜欢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在三教九流的人群里观察他们的衣着、举止，“窃听”他们的谈话。后来搬到旧金山的唐人街，她得以更贴近地关注这些华人移民的生活状态，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和偶尔的谈话中，去推断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的老街坊。

她逐渐对北美的华人移民史产生兴趣，这种兴趣想必源于自身的身份焦虑，她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情感认同。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带就有华人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淘金、修铁路、填沼泽造田，这些拖着辫子、戴着斗笠的廉价华工，如蝼蚁一般生存了下来，因抢夺了当地人的饭碗，遭受排挤甚至杀害。

即便如此，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华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轮船底舱，抢滩登陆，这些男人和女人世代繁衍，抱团取暖，逐渐在异国他乡争取到一片生存空间。

严歌苓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华人移民为背景，她到美国后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扶桑》，讲述的就是19世纪末从中国被拐到美国做妓女的扶桑，与一位美国白人克里斯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也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白人男童嫖华人妓女的隐秘历史。2002年，小说的英文版出版后，登上了《洛杉矶时报》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新近改编成电影的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也牵扯到早期美国华工赌博的历史——那些为了摆脱家族贫穷命运而来到美国挥洒血汗的华工，却在回乡的轮船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到达家乡码头的时候，甚至比离家时更贫穷。这些故事或许都是历史的边角料，却被有心的严歌苓一一拾起，成为小说中一片颇有感染力的拼图。

不同世代的华人移民故事，是严歌苓为自己开发的一片小说疆域，从历史到现实，里面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历史认知。她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这个带着苦涩和自嘲意味的称号，体现了她与母语主流文学的心理距离。“游牧民”游离于华语主流文坛之外，也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

她认识到，“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的，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这种因语言和题材特殊性所带来的魅力，或许正是对移民作家的另一种奖赏。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严歌苓与她的外交官丈夫一起游历世界，非洲、澳洲、欧洲、美洲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全球性的视野让她的文学疆域不再局限于东方。

青春是永不枯竭的题材库

严歌苓曾说，他们这一代作家在青少年时代都遭遇过物质贫瘠，但每个人身上都有富饶的故事。对于文学而言，这些故事就是永不枯竭的题材库。因而，即便远离故土，她仍然有写不完的题材，这些故事有的来自她本人，有的来自父母亲人，有的来自战友同窗。因为隔着时空距离，她反而能将记忆中的人和事拉远来看，将其过滤提纯为小说情节。

众所周知，严歌苓曾在成都军区的文工团担任八年的芭蕾舞演员，后主动请缨参加越南战争，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也正是因为在战地医院看到太多的病痛和伤残，让她感到光靠四肢的舞动，完全无法表达内心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再加上认识到自己在舞蹈方面的先天不足，她毅然决定改行从事文学。

因为出身文学世家（父亲为作家萧马，祖父为《简·爱》《德伯家的苔丝》首任译者严恩春），从小有大量的阅读经验，她一出手就不凡。在25岁的年纪，严歌苓用三个月便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绿血》。有评论家说，《绿血》所展露的才华，已经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水准，而是拥有较为成熟和圆融的叙事结构的嵌套技巧，“套中套”结构的有意使用和转换自如，无不显示了严歌苓作为一个“早熟”的青年小说作家的叙事能力。

《绿血》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被合称为“女兵三部曲”，讲的都是严歌苓在文工团期间亲身经历过或听来的故事，堪称早期版的《芳华》。《雌性的草地》一直是严歌苓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书中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白描，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西南部草原上的“女子牧马班”的故事，书中大胆地描写了特殊年代女性的性压抑，她“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通，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

相似的题材在后来的短篇小说《天浴》中也出现过，被下放到川藏草原放牧的女学生文秀，为了回城不得不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但换回的却是被玩弄的命运。这部小说后来被严歌苓的好友陈冲改编成同名电影，一举拿下了1998年金马奖六项大奖及多个国际奖项，这也让严歌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欧美的国际影展上。

严歌苓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挖掘远不止于此，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相爱相杀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她的父母，只不过现实中她的父母最后选择离异并再娶再嫁，而在小说中她给了他们一个完满的结局；《陆犯焉识》中那位被流放青海的满腹经纶的留美博士，人物原型其实是严歌苓的祖父，小说中的孙女被这位才华横溢的祖父所折服，却无法理解历史的荒诞和吊诡；而《无出路咖啡馆》中，柔弱的中国女留学生邂逅了一段与美国外交官的恋情，却招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肆意骚扰，这段故事则取材于她与美国丈夫的真实经历。

在这些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作品中，往往涉及反右、镇反、文革、知青下乡等政治运动，她并不会在作品中刻意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她觉得将见解直接说教给读者，是一种不高级的做法。在早期作品《天浴》中，她有过“控诉”情绪，但后来她意识到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因而，在后来的《穗子物语》系列中，她将悲剧用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讲述，在她看来，这是更高明的境界。严歌苓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角，而这些女性又通常是具有宽广大爱之人，她们可能迟钝不敏，可能粗俗肤浅，但都如同大地之母，包容着这个世界的肮脏和丑陋，她们的真与善反衬出人间故事的复杂。

职业化作家的无穷疆域

许多作家的书写，都难免受限于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验，尤其在远离了战争、饥荒和灾难的现代都市，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有隔阂，私人化的叙事渐成潮流。但严歌苓显然对贩卖个人隐私的写作方式不感兴趣，虽然她的很多小说都取材于个人和身边的故事，但她无不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

严歌苓曾说，“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正如维吉尼亚·伍尔夫所说：“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她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所受的职业写作训练，她的永无止息的好奇心，让她永远不必担心题材枯竭。有的故事可能来源于一则新闻、一本图书，有的可能来源于朋友的一次偶然讲述，一旦她确定故事有文学价值，她愿意为之付出高昂的时间和金钱代价。

诸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妈阁是座城》《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等作品，都是经过多次实地调研，体验生活、采访相关人物、阅读浩瀚的资料，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所耗费的时间，有时甚至比写作本身还要长。

《第九个寡妇》是发生在土改时期河南农村的故事，一个地主本要被枪毙，但儿媳妇把他藏到了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地主也可以获得自由时，才重见天日。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又朴实感人，小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当严歌苓从内参上读到这个离奇的故事时，她立马意识到可以创作一部很好的小说，为了收集素材，她奔赴河南孟津，找到当年地主的儿子，还跟着农民同吃同住，到田里学习摘棉花、起红薯。

《小姨多鹤》是讲述一个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后裔的故事，二战结束后，开拓团成员或逃回国，或选择自杀，而一位名叫竹内多鹤的女子，却阴差阳错地被一户人家收容下来并生儿育女，此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这个家庭不断遭遇险境。严歌苓为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庄，看到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如此，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算有了眉目。

为了写《妈阁是座城》，一个澳门叠码仔和赌徒的故事，她又化身赌客，多次前往澳门。为了体验赌徒心理，学习赌博技巧，她还坐上赌桌，一连输了四万块钱。严歌苓曾打趣地说，“如果书卖得不好，可能成本都捞不回来。”

写作是一个人的赶路，当一个作家背向世界，心无旁骛地面对稿纸或键盘，他的征途就已然开启。有时候，这条路上会非常痛苦，会写坏脾气和胃口，甚至写坏与家人的关系。严歌苓对此深有感触，但她说，“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理需求，哪一天没有几句神来之笔，我就睡不好。写作给我快感，给我新生。有时，我觉得我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在年初过完六十岁生日的严歌苓，因宣传电影和图书《妈阁是座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她像往常一样，保持着精致的妆容和饱满的状态，接受提问和围观。但只要回到柏林家中，她就会过起规律的写作生活，这是职业化的严歌苓保持高产的秘诀。她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撰文/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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