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段涛院长在网上发文,直指中华医学会的临床指南付费现象,他在文中愤怒地写道:“就算我是中华围产学会的前任名誉主任委员,就算我是2012版的“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疗指南”的主编之一,就算我是2018版的“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疗指南”的主审之一,依然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拿到指南的全文。”

　　天下医生早已苦中华医学会久矣,一时间评论区热议不断。有人留言说: “专家们写指南是免费的,自己和其他医者想要阅读却收费,这个收费除非分红给付出劳动者,如果不是,费用都被商家无耻收入囊中,确实要赶紧重视这个问题。”

　　也有人对中华医学会提出新的质疑:“指南本就是指导临床工作的,不知道藏起来不分享给大家看,制定指南的意义何在?”“原则上来说医学会应该直属卫健委的,公益性质为主的组织。”

　　始于1915年的中华医学会,是中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旗下学术性的机关刊物即是每个医生都耳熟能详的《中华医学杂志》。从建设初期便获得大量行政支持,围绕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重大医药卫生问题进行超前性学术引导,1988年被我国图书情报界确认为7个学科的核心期刊。在全国被引次数最多的100种科技期刊中排第9位,在医学期刊中排第一位。

　　然而,伴随着中华医学协会不断壮大的是连绵不绝的指责声,1996年起,其曾对佳洁士、高露洁、中华等牙膏品牌做出的“含氟防蛀”等功效验证不断遭遇质疑;2014年的审计风暴中,中华医学会再度被爆出8.2亿的会议赞助费违规,一时间舆论哗然。而付费的临床指南,又让这家百年协会再度成为众人的焦点。

　　我们不生产指南 我们只是指南的搬运工

　　那么,被段院长炮轰的“临床指南”又是什么呢?所谓的临床实践指南,是基于系统评价证据,平衡了不同干预措施利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能为患者提供最佳医疗卫生服务的推荐意见。通俗来说,在现代医学中,临床指南就是全世界医生通用的行业规范,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相对应的,制定一份临床指南的难度也绝对不亚于出一本学术著作。以肾脏科广泛应用的KDIGO 指南为例,完成一份指南需要组织专业队伍,收集高水平的临床研究论文,同时,还会成立专门的证据回顾小组(ERT),在各项指南意见后进行说明。

　　指南初稿形成后需要发送给世界各地更多的专家,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比如 KDIGO 指南,从2006年确定主题到 2012 年上半年指南公布,历时 5-6 年。

　　同样,国内的指南也是大量专家倾尽心血制造,虽基于国际指南制定,但仍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等资源。这些指南发表在学会的官方杂志上,打包卖给各个第三方知识平台(如知网万方等)。

　　如果将中华医学会看作是一个商业产业的中枢,那么它就是一个学术资源的搬运工。上游是来自各大医学界以及科研机构的学术大牛费劲心血无偿制作的各种指南,下游就是以暴利的商业模式来有偿输送给各个第三方知识平台或需要查阅资料的医生、医学生。仅1993年至2010年间,中国就有256个不同的指南制订小组在115种医学期刊上发布了269部指南,其中90%被中华医学会垄断。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作者本人想下载自己撰写的临床指南,也是需要付费的,中华医学会官网上的指南收费标准是0.5元/页。

　　这样的商业模式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对,前段时间频上热搜的知网也是也是采用这样暴利的模式。

　　而与知网的不同在于,临床指南的获取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制定指南的专家学者们本着让全体医务人员获取开放知识的初心免费撰写,目的是通过指南来实施医疗干预措施和卫生保健策略,有助于优化医疗资源使用。

　　此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初级、二级和三级诊疗体系上中西医并行的国家,因此不同地区和医院之间的临床实践差异非常大,指南通过提供规范化的措施,有助于减少诊疗上不必要的差异性,也有助于医务人员甄别和使用中医和西医当中循证的推荐意见。

　　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提供免费临床指南的时候,中华医学会作为一家号称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组织,妄图用这样不健康的运营模式垄断传播,将知识流通作为牟利的方式,委实让知识生产者及消费者们寒心酸鼻。

　　一年靠学术会议暴赚8.2亿

　　中华医学会的筹建,原本是源自于一位中国现代医学先驱的学术与爱国情怀。

　　1915年,国家风雨飘摇,民间医疗组织也大多是来自欧美等国的传教医生,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为团结行医同行和促进学术交流,成立中华医学会。

　　改革开放后,中华医学会进入了繁荣的发展,为了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医学科学发展,也不断邀请中外专家访问交流,开展学术会议。

　　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2014年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在“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华医学会于2012年至2013年在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至100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审计署将这8.2亿元的资金收入定义为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

　　2013年的8.2亿元!要知道,就算是因垄断地位以及高收费引起争议的知网,2017年度的全部营业收入也才9.7亿元!身为一家非营利性组织,中华医学会的盈利能力之强,足以让很多企业汗颜。

　　此后,虽然卫计委已经表态责成中华医学会进行整改,但对于公众和媒体关心的“8.2亿赞助费的出处”,以新京报、人民日报为首的多家媒体多次追问,并无公开迹象。

　　根据条例,中华医学会从事盈利性活动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应处理相关责任人或者吊销登记证书并没收违法经营所得,并处以违法收入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此事是否还有后续的问责动作,2019年了,早已不得而知。

　　事实上,自1996年起,中华医学会名下牙防组曾对佳洁士、高露洁、中华等牙膏品牌做出过“含氟防蛀”等功效验证,在屡次质疑中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讽刺的是,在牙防组合法存在的18年间,早已获得上千万的企业捐款。

　　不管是收费的临床指南,还是天价赞助费的学术会议,让人沮丧也让人羞愧。中外多少名顶尖科研专家,耗费多少年时间,费心费力的著作与交流,这表明在物质层面之外,人之为人,还有敬畏生命、探索未知的精神追求。科技在发展,文明在进步,然而有些人却披头散发地为了地上的几个便士无法自拔,落差何其大。

　　也许只能怪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面上那点破事还没整明白,基本的规则体系还没有建立,哪里顾得上学术和生命,哪里顾得上关心全人类。 不要说一份小小的临床指南,不要说一场严肃庄严的学术会议,就是把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放在面前,他们也可以毫无压力地标上价格,何其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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