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婧：写作不只是选择和被选择，它还需要力量

对于朱婧，不少读者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这位生于1982年的青年作家因《萌芽》成名，在2004年到2007年间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作品发表，还接连出版了四本小说集。此后，她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工作结婚，生了女儿，渐渐少写，也渐渐消失于大众视野。
2017年是朱婧“中断写作”的第十年。那年女儿入托，她在距离保育园500米的图书馆恢复了每日背着书包和电脑出入的生活。在申请项目、写作论文，准备考博的同时，她的写作也悄然恢复了。去年年底，她的最新小说集《譬若檐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距离她上一本书的出版已经过去十二年了。
新书收录了朱婧十数年创作中的十几篇：从早期的《连生》《消失的光年》到中期的《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奥菲利亚》《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其中半数写于2018年及之后。
“这是我恢复写作后的第一本书。”近日，朱婧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对我个人来说，它让我相信我还可以作为一个写作者继续下去，并且也许更接近我所期望。”
回望过去种种，如今她相信写作不只是选择和被选择，它还需要一些力量：“这世界上，任何你想正面承认你热爱的东西，都需要一些力量去认定，去坚持，去为之付出。我曾一直惧怕直面自己和写作的关系，也是因为怕自己缺乏抵达写作理想的能力而怯弱。”

朱婧

回顾：《萌芽》的朱婧，有她的文学黄金时代
“80后”作家的文学履历，似乎很少有能绕过《萌芽》与“新概念”的。
在朱婧高中时期，“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备受关注。那时她并没有报名参赛，只是在周末和晚自习时写写小文，竟也写完了数个笔记本。上大学后，她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写作课上写起小说，有时也会得到老师的鼓励。
真正的发表契机始于大三，彼时临近保送研究生的考核。当年的考核有一条加分项，加分项里有一条是创作成果加分。朱婧在图书馆的期刊借阅室选出了自己觉得合适的文学杂志，其中就有《萌芽》。
2004年，《萌芽》在当年第1期“小说家族”栏目中同时推出了朱婧的两篇小说《关于爱，关于药》和《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成为了朱婧在“萌芽系”最早被关注的时刻。在她22岁到25岁的三年里，她固定给《萌芽》和《布老虎青春文学》供稿，几乎每月都有作品发表，还出版了《关于爱，关于药》《惘然记》《幸福迷藏》《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四本书。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小说家的朱婧，也是‘《萌芽》的朱婧’。朱婧是有自己的文学黄金时代的。”
朱婧对此回应说：“那确实是个人写作的黄金时代。因为年纪轻，写作上没有顾忌，可以自然随心地写。且充分的精力带来旺盛的生产力，写作速度和打字速度是同步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同时在经历着同时代的年轻作者最好的写作时代，属于‘80后’写作的黄金时代。”
在她的讲述中，那个时代里的读者和作者一同成长，读者关注作者亦是在关注自己：“作为作者的‘他’或‘她’替作为读者的部分的‘我’在经历，在生活，在通过写作发出声音，那种一体感今日可能只能在娱乐爱豆的应援中看到踪影，当日却曾经发生在文学的现场。”
那几年，朱婧也有各种尝试，比如《许诺的一滴眼泪》、《熊的毛衣》展开幻想性写作，《许阿姨的窗口》、《粉红色的故事》书写市民生活的现实。她说，那些都是充沛的、自由的写作状态下的产物，那种状态对于一个青年写作者是非常珍贵的，尽管它的成熟会有早有晚。
“对我个人而言，更幸运的是，虽然我也很清楚在早期写作中存在稚嫩和固化，但早期的写作给我留下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一则，因为《古典女子》，《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几篇，形成的较为鲜明的古典风格，也是给读者最初的印象和记忆。二则，在早期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形成合适的、稳定的、有一定辨别度的语言风格。这些内容独立于文本之外给自己未来一些可能，尤其在中断写作十年之后重新恢复写作时，分外具有意义。”
关注朱婧的读者，总会感叹她“中断写作的十年”。在2017年《现代快报》做的狗年出生作家专题中，朱婧回答了那十年“消失”的原因：“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处理写作之外的事务，所以我逃避了。其实直到这以前，写作对我来说，我以为是一种选择——我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因为学中文，因为开始写作也发现能写，就写了。后来觉得有困难，有转型的困难，有和新杂志建立联系的困难，就不写了。我想我还有一份工，我去做一个老师，和学生一起思考、讨论阅读和写作，也是好的，且更自由。”
但就在2017年春天，随着女儿蛮入托，她恢复了写作。“停歇了很久，感受力的触发并没有很难。但因为生疏，一开始会有很多问题，恢复写作后的第一篇小说《譬若檐滴》其实在语句上改了很多。”朱婧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恢复写作是因为我只会写，也只能写，这是我仅有的可能被称为才能的东西，我已经走到这里，坦然面对自己和写作的关系才有机会让自己更坦然。”

2019年年底，朱婧的最新小说集《譬若檐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新篇：相比十年前，小说有了很大变化
《譬若檐滴》共收录了13个短篇，里面写到的许多故事细小、平凡且日常，日常到你会觉得，那就是身边人会发生的故事：
“我只是不能以那种心情结婚。”
“生一个孩子，或者养一只猫，都是一个道理吧……可能那样就不孤单了。”
“不管世俗的教条如何规训我们，总有偏离的时刻，带着对自己的怀疑，亦希望得到在现世的理想安置，但亦有不能泯灭的‘我’在若隐若现。”
……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顾奕俊在书评中写道：“朱婧依旧在思考那些即将消散于都市上空的情感气流，但更为重要的是，她渴望能够给予阅读其作品的读者以力量去‘独立面对某种真实’。”朱婧曾经的学生缪一帆则写到，支撑起《譬若檐滴》这部小说集的，并非是一个个故事的营构，而是一种写作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爱。
“我想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恰是我的小说所想和所能传达给读者的一点东西。给读者以力量去‘独立面对某种真实’，而这种力量是源于不能放下的爱与希望。”朱婧如是说。她直觉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小说有了很大变化，不是因为技巧渐入佳境，而是她把力量和愿望都写进去了。
“2011年写《天宝》，我觉得自得，因为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说得蛮好。现在如果处理同样一个故事，我不会再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预设的情境，把一切推至圆融动人足矣。我想慢一点，想不怕慢，我要花点时间，给我自己和小说更多一点东西。”
新书同名短篇《譬若檐滴》就是如此，它表面看来是个通俗故事，最早源于朱婧听来的一个故事——有个女老师，因为丈夫工作在外地，所以常常遭人滋扰，后来女老师跟校长建立一种关系，就没人滋扰她了。
那段时间，正逢曾静萍的梨园戏《御碑亭》来南大演出，朱婧很早定好了票，但没能看成。她后来在优酷看了视频，其中“避雨”那一段让她又想起了听来的那个故事。
“身在县城学校的窦氏，身在御碑亭内的孟月华，都有难于脱离的具体的困境。她们的故事里都有一个作为旁观者的男性角色存在，之于‘窦氏’是作为邻居的同情她的‘我’，之于孟月华是在御碑亭外为护她清白即使淋雨也不共处一室的柳生春。”
一开始朱婧想写成一个互文故事，但后来她选择了简化，不再着意文中的“我”和窦氏的关系。“一方面，它会更真实，我们多数人无暇深切关注他人的人生；一方面，我想从性别关系的纠缠里解脱出来。在这个小说里，故事的中心不再是妖女的流言或者‘我’对她的欲念，其实回到了另一个命题—美如何因其引发的占有欲而导致自身的悲剧。”
她想表达人们具体的经验和真实的困惑：“在不同情境里的相似的女性的受制、美和理想的消亡，它让这个故事需要更多的不是冲突，是简净，像站在御碑亭中的孟月华，与亭外的柳生春之间那一夜无有言语，内心早惊涛骇浪星移斗转。这动与不动，无言与万言之间的空间，就是写作者可以去探寻的地方。”
除了窦氏，新书里还有许多女性角色，她们往往面容姣好，各有困境，也都有一种特别的韧劲。
朱婧说，她信任女性天然具有的善的自觉和美的能力，希望女性能充分地成长，公平地选择，首先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然后成为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她不反感奉献，也追慕着家庭的安宁，只是希望这一切是女性自己的选择，而非被他人赋义。
在《安第斯山的青蛙》里，她借小说说过这样的话：“你可以做别人的妻子，或者成为别人孩子的母亲，我依旧会支持你；你或者做我的妻子，有没有孩子并不是顶要紧的一件事情；你或者不做任何人的妻子，你或者选择更自由的生活，像你以前很多次希望的那样，去你想去的地方吧，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写作这段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很伤感的，因为我知道这是近乎理想化的愿景。我理解的女性力量是永怀有韧性和希望，不良的处境可以努力去争取改变的可能，接近内心所信，不是要求无咎也不是要求刚强。”

朱婧还想写一系列有关东京“美的生活”的散文。图为东京六本木森美术馆 2019跨界展 “猫奥运”。朱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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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婧还想写一系列有关东京“美的生活”的散文。图为东京六本木森美术馆 2019跨界展 “猫奥运”。朱婧摄

愿望：建构对生活的另一种阐释和想象，接近无限接近
今年1月，朱婧在《花城》新发表了小说《先生，先生》。为了这篇围绕“读中文系的人”展开的故事，她构思了十月，写了一月有余，来回改了数次。
“这真是一次特别艰难的写作。是我从未经历的，也是我认为也许早该经历和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朱婧说，“在这个过程里，我和写作真正的面对，是那种——希望在无限接近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力不能及，力不能及中也有收获，挫败和迷失有时会让你更确信你所想到达，尽管你现在可能不在，你却以为终究会到达或者接近。这比无知的时候，是另一种不安中的笃定。”
她甚至觉得，如果成型的《先生，先生》对她而言还是一次未完成，她的不安会让她再次出发，去接近无限接近。“这种时刻，是我在以往的写作中并未经历的。一次困顿，一次停滞，也许并不意味着恐惧。这些可能在现在的写作中产生根本性的新知。”
因为长期的校园生活，她也曾担心那是否会成为自身的一种局限。“但是，我应该看到，其实我也可能以另一种专注，去开启对我更容易接近的世界的探索。”
“生活的内容总是相似的，我们不是像追求个性一般追求‘个’的写作，一味慕新。真正的‘个’，是写独有的‘我’和世界面对的方式。人在人群，若星辰的一颗，却各有光亮。”她举例，2019年的大热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在内容上并不新颖，“关键或许不在于生活内容本身，而是感悟的方式和呈现的形式。人的情感需求可以有很多种层次，把握细微的差异，同时释放想象，是写作者需要做的事情吧。”
近一年来，朱婧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访学，日常是照顾幼儿、写论文和写小说。访学已结束，最近她刚刚回到南京，建立新的日常。
她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有两个序列：一是家庭观察，观察新世代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探讨亲密关系的种种。这个序列在去年写出了小说《那般良夜》、《危险的妻子》、《影》，并有《此时晴那时雨》、《葛西》在完成中；另一个序列是“高校书写”序列，即回到熟悉的世界作另一种打开。这个序列已有小说《水中的奥菲莉亚》、《先生，先生》。
在东京访学时，她系统读了日本民艺相关书籍，搜集相关资料，去了不少美术馆和店铺实勘，于是还想写一系列散文——有关日本传统民艺与现代工艺美学，美感生活传统和现代消费世代结合作用下的东京“美的生活”。
“有关写作，我只书写我看到的和理解的生活的一个面向，用我的理解去做文学表达。很多时候，我选择了体谅，而不是愤怒，不是狂飙突进，但是我未必不欣赏另一种强大的甚至暴戾的力量。写作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建构对生活另一种阐释和想象，试图无尽接近真理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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