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苏军：青年作家和他们的新写作

陈曦

文都南京何以一代一代、一茬一茬出作家？因为文学是这座城市的日常。11月10日，扬子江作家周开幕式上，新科茅奖得主徐则臣代表青年作家发言，谈到在南师大读书期间，受南京浓厚文学氛围的感召，让他在最好的年龄与文学及时相遇，由此走上写作之路。仅在南师大，就出了一大批和他年龄相近的写作同道，比如鲁敏、林苑中、李黎、李樯、赵志明、育邦等。

南京新一代作家群体，得益于前辈作家的启发和引领，受惠于文学政策的鼓励和扶持，正蓄势待发。他们的写作呈现怎样的面貌？相比前人有何新的趋势和变化？他们之间又有何异同？“文学苏军”未来如何？鲁敏、曹寇、孙频、赵志明、李樯、李黎等青年作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写作依附于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写作

一个普遍的感受是，相比经历过时代沧桑巨变的50后60后作家，青年作家的人生阅历没有那么丰富，写作上较少宏大叙事，越来越趋向个体和人的内心。篇幅上更加青睐中短篇，写大部头、巨无霸式长篇的越来越少。比如，鲁敏、曹寇、孙频等青年作家中的扛鼎人物，均是以中短篇创作赢得文坛声名。

对此，受访的青年作家表示，其实这种变化一直悄然发生着，不仅在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呈现，也体现在一切在世的作家身上，比如苏童、毕飞宇、韩东、鲁羊、朱文等人身上也有显露。

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的青年作家赵志明说，作为编辑，他曾经编辑过《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但是即使这些世界名著，现在重读，也深感阻力。这种个体阅读上的变化，或可反推到写作上。

“青年作家较少写作长篇小说，除了人生阅历还处在厚积阶段，薄发需要假以时日之外，和对写作这个‘职业’的不够深入了解有关。闭门造车的写作方式，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或可掩饰，但在长篇中必然破绽百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时间。“以前，从南京到北京，假以舟楫，甚至会费时几个月，但现在高铁的出现，只需要花费四个小时，以四个小时对几个月，我们都清楚之间发生了什么，又对什么造成了影响。时代变化，体现在对时间的感受力上。过去几代人、几十年对变化、变革深刻感受的经验，正在急剧缩减，这可能是长篇小说面对的困境，也是文学创作本身面对的困境。”赵志明说。

“长篇也有，但相比前人确实少很多。这个趋势，不能说一直会这样，以后会怎样，也看不到。这确实跟我们这代人经历单薄匮乏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生活不足以撑起这么宏大的建筑，或者说，还是需要时间。”青年作家孙频说。

长期关注青年写作的《青春》杂志主编李樯，本人也是小说家。在他看来，青年作家的长篇并不少，鲁敏、曹寇、黄孝阳、赵志明包括他自己均有长篇问世，他手头甚至还有三四部南京90后作家的长篇。“50后、60后作家长篇多，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相比70以后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间长，作品数量多，话语权分重，文坛成就随着时间的累计得以凸显，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表面认知。”

作家鲁敏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前辈作家写作活跃的时候，中短篇写得也很多，但流传于世、为人熟知的是那些长篇巨制。“我们这代作家，长篇也一直是‘心头大爱’或者说‘心头大患’，长篇创作还是在我们长期的创作准备当中的。”

青年作家们普遍不太认同阅历和作品好坏之间的必然关联。

“如果我们的小说仅仅满足于叙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反转巧合，一句话，如果只局限于现实，局限于来自现实，呈现现实并且结束于现实，那么就必然会被拿来和现实本身相比较，和新闻报道、专题专稿等进行比较，和现实生活中诸多的人和事情相比较，尤其是和经历过变革时代的人生遭遇相比较，或者和遭到突发情况的人生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现实已经足够精彩了，小说怎么也比不过现实世界。但小说显然不能和现实画等号，而向内心的转变，应该是写作更为纯粹的一种反应。”青年作家李黎说。

“韩东、鲁羊、朱文等的文本，早已深谙此道，只是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的确更加全面的转向了内在叙述，但仅仅关注自我和内在人性还不够，在我看来，向内的叙述还必须伸出一把钩子，去勾联现实的苟苟且且，才不失为有价值的写作行为，才不至于使写作丧失‘当下性’这一基本价值追求。”李樯说。

写什么、写多长，也许不应成为衡量文学创作的主要指标。

作家曹寇说：“我们不能以前辈作家作为参照物来要求年轻作家。时代发生了变化，阅读和写作也发生了变化。阅历丰富与否从来不是制约作家作品好坏的标准，关注什么也同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青年作家到底有没有立得住脚、像样子的写作？我觉得有，但还不够。”

南京青年作家群体的野心和冲动有所流失

谈到目前青年写作的整体趋势和变化时，赵志明认为，在90后甚至更年轻的写作者身上，有两种显见的变化：一是乡村经验书写越来越让位给城市经验书写，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必然变化；二是写作变得更精致，技巧更娴熟。

李樯说：“70后80后作家们，确实正在秩序森严的文学等级壁垒和几无创新空间的崖缝中努力攀岩，这当中固然有‘弑父’野心，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自觉的先锋意识。大家的文本意识、语言自觉不断强化，整体的稳定、工整、务实，也为文学轮回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李黎说，就他个人局部的印象来说，就是越来越多样化，小说或者文学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小说家作家等身份也越来越模糊。相对于多年前那种“我要当作家”的宏愿，现在更多的是“我要写点什么”，写完之后相对无所谓的，身份和姿态不算重要，经历和实施更重要一些。

曹寇则表达了一种不太乐观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大多缺乏文学理想和美学追求，功利、实用，即写作的名利心较重。”

对于南京青年作家群体写作上的特点和异同，大家看法不太统一。鲁敏说，南京的青年写作，与南京城市气质密切相关。节奏、效率、金钱都不太会成为南京青年写作的主题，而是会更关注光线、温度、吃喝、孤独或者夜晚。这些对生活本身的关注，是文学审美的重要构成，也是江苏对当代文学的贡献之一。

李樯认为，目前南京青年作家群体文学的野心和冲动有所流失，没有了当初苏童、叶兆言、韩东们强行介入文学现场的强势文本，更缺乏当年“他们”文学流派的强硬态度和先锋精神。但即便如此，鲁敏、曹寇等几位70后作家，以及80后的朱婧、李黎，在全国来说仍然是响当当的一线阵营。集体的谙哑当然与时代、写作环境、个人境遇密不可分，但南京青年作家因为整体上细密、温润、独立、准确的整体文本，以及各自区别明显的风格化呈现，在全国来说仍然能够与北京抗衡，领跑其他城市。

在李黎看来，南京的青年作家群体同质化相对严重一些，因为都有着南京及江苏的地域背景，有80年代那一大批南京名家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地点本身。他所看到的差异性，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北京包含全国一切风格，南京只有南京一种风格和必要的例外和补充”。

曹寇则认为，南京作家在他看来从来不构成“共同体”，南京之所以“盛产”作家，就在于各种方向的写作都有。这是南京的优势。

近年来提起某地的青年作家群，很难不去注意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东北青年作家这股新鲜势力。孙频认为，这与东北的特殊性有关，“作为老工业区，它曾经非常荣耀，但在经历了时代巨变之后，它呈现一种凋敝的状态，这种废墟感非常容易催生出文学作品，因为它有强烈的动荡和对比在里面。对东北作家来说，他们童年经历的那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内在和精神。”至于南京的青年作家为何没有“东北青年作家群”看上去那么齐整，或许正是由于南京青年写作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需要用更长远的目光来看“文学苏军”未来

有一种看法，文学苏军似乎面临着后续乏力的状况，比如江苏省作协从外地挖人来做专业作家。另外，相比50后60后，江苏青年作家群体目前的辨识度似乎还不太高。

大家对此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果说“文学苏军”后继乏力，那可能也是因为江苏文学一直以来太熠熠生辉了。其实，所谓“后续乏力”，也并不仅仅是江苏或南京的尴尬，而是全国性现象，并没有听说哪个省“丰收了”很多的青年作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文学这一艺术形式在当前遭到了危机，其他表现情感、现实和思想的艺术手段太多，太便捷，比如影像，比如碎片式的朋友圈动态等。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文学的小众时代。

“江苏作家目前辨识度不高，是因为文学本身的辨识度不高。五六十年代的诸位名家纷涌

而出、成群结队，是一个例外，之前和之后都不会有。”李黎说。

“现在每十年、甚至每五年就一个代际，其实考察一个地域或流派的写作者，还是太着急了。稍微放长远一点眼光来看江苏背景的写作者，还是很值得乐观期待的。”鲁敏说。

“看待文学要在文学史里看。一个地方，这两年写作的人少了，也许过两年又多了呢。一个地方的文脉不是轻易就能断掉的。我觉得江苏不会是一个缺作家的地方。这一点不必担心。”孙频说。

“江苏80后这一代着实出现了断层。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了不少90后作家，发现可喜的一点，90后正在暗潮涌动，后续有继。至于他们能否坚持，将来是否留在南京，留在江苏，这就很难说了。”李樯说。

“‘文学苏军’老实说，与具体的写作者没有任何关系。反正我是从来不关心后续乏力还是雨后春笋。与50、60后做名利和成就比较，亦非我考虑的事务。我只能说，写作不是争先恐后，也不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事情，听凭自然可能更好。”曹寇说。

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的黄金时代

正如作家们所说，江苏是个文脉很深的地方。而文脉，是一个地方对文学、文化的情结和尊重，是真的把它当回事儿。许多外地作家羡慕江苏的作家，因为江苏有那么多的文学扶持、资助项目，省作协就不用说了，有目共睹，成果辈出。就拿南京市来说，有金陵文学奖、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百名优秀文化人才工程等，今年“南京文学艺术奖”恢复举办，《青春》杂志在时隔35年后，也于今年10月恢复“青春文学奖”。

作为一个在江苏写作的外乡人，孙频对此感触很深。“江苏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扶持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外乡人，经历了地理上的变迁，在这里会有很温暖踏实的感觉，想在这里生根落叶。”

鲁敏说，她自创作之初，即受惠于这些政策的关注和鼓励。她在南京市文联签过两回约，后来调到南京市文联工作之后不再签约了，但又有机会和省作协签约。不管是研讨会、作家班，还是签约作家制，其实都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根据写作者处于不同阶段给予的一种扶持机制。

受访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南京市的“青春文学人才计划”，曹寇、赵志明、何同彬等作家、评论家都是这个项目的首期签约成员。“江苏省作协、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作协、《青春》杂志社对我都有过各种名义上的资金支持，作为一名靠稿费生活的人，我心存感激。”曹寇说。

“当然，文学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为写作者带来了有益的鼓励和促进，更为文学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是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后文学迎来黄金时代后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的黄金时代，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我很感激和庆幸生活、写作在这样一个时代。但同时，相关鼓励和扶持毕竟是写作外部的事情，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虚假的繁荣，敲锣打鼓，大家都很热闹都挺开心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毕竟写作是一项孤独的工作，我们还需看清本相，敢于寂寞，沉潜到自觉的写作中去似乎更为重要。”李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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