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言之，小镇的故事中，往往暗藏着深刻的怀疑主义，以及怀疑背后若隐若现的真理。就拿《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来说，杨百顺试遍百业、牛爱国天涯寻妻、李雪莲闷头上访……他们都很苦，甚至苦得有些荒唐。都市白领们不会这样，但他们真的比杨百顺们更确凿地把握住存在的秘密了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上部《出延津记》的最后，一生中多次改换姓名的杨百顺终于踏上出走之路。火车进入隧道，一切沉没在黑暗之中，他的耳边回响着邻座陌生旅客的问话：“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答不出来。这看似是不难回答的：“我是李壮，从天通苑来，去作协上班。”但这真的就是答案吗？现在，我乘坐的北京地铁5号线也马上要沉入地底。前面是惠新西街南口站，去年这里的车门挤死过人。但我不认得那人，新闻只说她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为了早些下班摆地摊而冒险往车上挤，结果被卡在了车门和屏蔽门之间。

我和这不幸的女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说不定我们曾共同挤过同一节车厢。我们都居住在北京，可我不敢说我了解这座城市，不敢说我了解生活，甚至不敢说我了解我自己。

这些，恰恰是艺术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