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注重培养外交人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官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不同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外交任务。
将军大使
1950年3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一群人透过屏风上用铅笔戳出的小洞注视着一场仪式。这些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出的第一批大使，躲在这里是为了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如何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仪式刚结束，他们就交流起观后感：致辞要准备充分，得先有个腹稿；要多演练几次走姿、呈递的姿势……安排他们来此的周恩来走到屏风后，说：“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见你们。 ”见到毛泽东后，他们当中有人提出顾虑：“我连外国话都不懂，怕搞不好外交啊！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里懂外语的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 ”这幕情形，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接手工作时的真实写照。
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外交部成立后他们就被选中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这些人被称为将军大使，包括耿飚、黄镇、姬鹏飞等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为将军大使举办了“培训班”，从外交政策到衣食住行一一讲解。最开始，有人吃西餐时不会用刀叉，有人差点喝了餐后送上的洗手水……培训结束后，他们陆续被派往国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使节。
翻译大使
20世纪70年代，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契机，中国外交任务发生了变化。以前中国多讲主权和独立，外交的斗争色彩突出。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中国更注重寻求合作，外交官的主要任务变成为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此时，将军大使年事已高，逐渐退出外交一线。走上前台的年轻一代外交官中，很多人曾经在国家领导人和老一代外交官身边担任过翻译、随员。因此，有人将这一代外交官概称为翻译大使。
1978年5月，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前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主要目的是考察经济。当时考察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如何安排行程成了大问题。幸好翻译出身的年轻一代外交官已成长为各国使馆的骨干，在行程安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一代外交官面对矛盾、冲突时，使用的语言更柔和，个性化色彩更明显。曾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有一次会见十几位美国教授，有人说到美国情报部门曾在中国订购的一架飞机上偷偷安装了窃听器，问及李肇星的看法。李肇星轻松地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一位美国教授说：“这样精彩的回答，应该写入两国的外交教材里。 ”
新一代外交官
21世纪以来，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关注世界秩序的建设。新一代外交官接受了系统的外事教育，外语优秀，又不乏国际知识。
现任外长王毅就是中国外交官专业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入外交部后长期在日本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问题专家。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也是如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还通晓法语、罗马尼亚语，相继在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担任大使。
与专业化相伴而来的，还有这一代外交官身上的个性色彩。 2015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傅莹作为大会发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当外国记者问到中国军费这道“必问题”时，傅莹笑了：“我这是第三次做新闻发布会，每年你们都要问军费。文章早早地写好了，中国军费如何如何，就等着今天这个数一出来，文章就出去了。”虽然被“揭短”，但由于傅莹气质温柔，语带调侃，现场记者还是一片笑声。一名日本记者谈起了他对傅莹的印象：“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外交家的气度。 ”
但在事关原则时，新一代外交官的字典里没有“让步”一词。 2005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驻日大使王毅紧急约见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他用了3个“是否”质问对方：“我们不禁要问，日方是否真正愿意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是否真正有诚意履行迄今做出的承诺？是否真心希望与邻国和睦相处？”在两人的合影中，王毅眉头紧锁、目光冷峻。日本民众看到媒体披露的合影说：“看来，中国人真的生气了。 ”
时代在变，中国外交官的任务、气质和工作方式在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1年为外事队伍建设定下的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李静涛《老年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