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制片人一直到播出之前，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今天要播出最后两集了，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猎狐》收官当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与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了电视剧《猎狐》研评会。会上，电视剧《猎狐》导演刘新发出了上述感慨。该剧题材的特殊性、拍摄的高难度，让刘新等主创人员倍感压力。

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主创团队呈现给观众的这部经侦题材电视剧取得了不俗成绩。据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猎狐》播出稳居同时段卫视全国收视第一，连续多日在多个视频平台的热度排行稳居第一。

这是一次精准的现实主义表达

由公安部新闻宣传局、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柠萌影业等联合出品，赵冬苓编剧，刘新执导，王凯、王鸥、胡军、刘奕君等领衔主演的经侦题材电视剧《猎狐》以公安部2014年“猎狐行动”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以夏远、吴稼琪为代表的经侦警察侦破经济犯罪大案、开展多国跨境追逃的故事。

“用现在互联网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它是‘破圈’的”。阿里文娱优酷总编辑张丽娜介绍，该剧在优酷播出期间的表现在多年来播出的同类剧集中排名第一，从中看到的是年轻人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记者了解到，《猎狐》也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平台同步播出，广受关注。

东方卫视中心总监王磊卿说：“经侦剧创作往往面临两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在影像表现方面容易缺乏视觉冲击力，二是题材很容易显示出专业性较强，普通观众难以理解。”那么，该剧如何能成功“破圈”？如何让犯罪、涉案这些并非社会生活的主流话题，引起广泛反响？一个如此严肃的题材为何能吸引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喜爱？“精准的现实主义表达”是与会专家学者提及最多的一个方面。“这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公安题材的出色作品。它用个性化的情节和人物写出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电视艺委会编辑部主任李跃森认为，该剧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持。主创坚持从人物出发，在人物设计上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用人物结构故事，正面人物有光彩，反面人物有特点。比如，主创没有美化夏远这一人物，反而用了不少笔墨来写他受到的挫折，他的出战不力、铩羽而归，眼看着犯罪分子大摇大摆离开等，并用大量笔墨展现他的弱点，而本来视人生导师杨建群为偶像的他，最后却为杨建群戴上手铐。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公安题材是一个热门概念，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民众的心。此外，在创作的思维方式上，要努力摆脱二元对立、不好即坏、非黑即白、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而进入人的精神世界深处，审美地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转化性。“ 《猎狐》已经超越了公安题材，它是一部社会剧，它就是写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可以从里边多多少少获得启示，甚至多多少少找到自己的影子。”“《猎狐》很好地发挥了文艺的认识和教化功能，一方面，该剧对中国反贪、反腐败的法律，对其中一些主要罪犯、腐败分子在海外的遭遇的呈现，具有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一部很好的人生启示录，它让人思考，追求幸福的人，该怎么对待欲望，怎么对待亲情关系。”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郦国义说。

“这个戏我们不能来虚的”

与会专家坦言，《猎狐》是一部难度非常大的作品，其时空跨度大、情节持续时间长，涉及国家多，各种场景、社会环境复杂，再加上我国的“猎狐行动”是一个创举，在国际上没有先例，对这个题材的反映在以往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借鉴。

“创作初期，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和经侦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案件和人物素材，协助我们进行广泛深入的采访。从公安部经侦局、国际合作局到天津经侦总队，从安徽蚌埠到江苏、徐州等地方公安机关，前后有近百名一线经侦警察和‘猎狐’队员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真实经历”。《猎狐》制片人张翼芸介绍，《猎狐》从创作、筹备到播出的4年来，充满了困难和挑战，拍摄历时123天，为了更真实还原“猎狐行动”中执法合作多元化的特点，以及“猎狐”队员经历的各种艰辛、外逃人员所处的种种困境，全剧组远赴非洲和欧洲进行实地取景拍摄，不仅让主创团队掌握了一定的经侦知识，了解了经侦的办案逻辑和程序，同时也深深地认识到经济犯罪对社会乃至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性，感受到经侦警察的职业精神和社会意义，对于创作这部剧有了一种使命感。

“从一开始，我们就反复强调一个观点——这个戏我们不能来虚的。为此我们调动了金融专家、财经专家、刑侦警察、经侦警察等各种资源。在创作过程中，各个系统的专业人士共同为这部戏保驾护航。”刘新坦言，在创作中，每天都如履薄冰，生怕拍得不对、说得不对。他介绍：“在镜头语言的设计方面，所有的手持镜头、长镜头的设计都是通过严谨的光影组合和演员的高度配合得以完成的。我们把所有的灯位、机位、运动轨迹提前设计好，经过反复演练，演员进行深度沟通，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实际拍摄，最终呈现在画面里。在演员的表演上，首先要求是真实，其次是高度的自我控制和表演上的层次感。”

对于该剧的编剧赵冬苓来说，一开始接到这项工作时，内心是拒绝的，她说：“我本人对经济不感兴趣，至今一分钱的股票也没有玩过，写经济犯罪，势必要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更别提涉案题材的审查难度”。但真正进入创作后，赵冬苓又感受颇深，“除了到公安部采访以外，我们还到基层采访了办理经济类案件的经侦警察，从他们那得到大量鲜活的、坐在屋里只看资料不可能得到的素材。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创作中的一个亲身体会——创作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去的价值还不单单是你可以发现素材，更是见到那些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些事，你马上感到你写的东西有根，是从地里生出来的。现在写涉案类题材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追求刺激和爽，一集一个案件、两集一个案件。我自从和经侦部门的领导聊了以后，就抛弃了这种写法，而选择了最难的，也就是以一个大案子为中心，把所有的人物关系都系在这个大案子上，以一个案件反映出我国打击经济犯罪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在经济类案件中的人性起伏、人生百态。”（范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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