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很多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一样，蒲慕明先生有一连串厉害的title：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任中科院神经所所长、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但这些华丽的履历并不足以概括他。了解他的人更可能会感叹说：蒲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实在太少见了。

无数学生对他又崇拜又感激，但转念一想，又表示不想过蒲先生那种超级工作狂的生活。

蒲慕明带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成为一流研究机构，但他却曾在内部年会上回应“被撤职”的流言：“建立神经所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以放弃，神经所决不会放弃，要赶我走还真是不容易呢！”

这是怎样一位不一般的科学家？11月4日，腾讯WE大会有幸请到了蒲慕明先生。

借鉴西方：中国缺的不是资金和人才，而是科学文化

蒲慕明生于大陆，长于台湾，赴美留学后，又在美国名校任教多年，因此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1999年，中科院脑研究所因体制陈腐陷入困境。蒲慕明临危受命，创建隶属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的神经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大力借鉴西方经验改革中国科研弊端，得罪了不少人，引发诸多争议，遭受过“神经所‘发神经’”之类的嘲讽，甚至“被撤职”的流言也一度满天飞。

但蒲慕明依然坚定地、大刀阔斧地做了这些事：

? 反“混日子”，第一个引进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

神经所最大的一次“地震”发生在2003年。蒲慕明在国内研究所里第一个引入由国际同行进行的“学术评审制度”，即便是院士也必须受其考核。每人要接受6位国际权威学术同行的匿名通讯评审，以及专家组的实地评审。评审结果直接影响到续聘、晋升、经费分配和工资调整。很多习惯旧体制的人认为评审“严苛到近乎残酷”，跟蒲慕明闹红了脸，甚至有资深研究员离开。

但蒲慕明坚持要在所内创造这种“宽松但紧迫”的学术氛围。“为什么很多中国研究员在国内出不了成果，到了国外却变得特别优秀？”他认为这跟国外学术环境中的层层压力和竞争机制有关。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神经所仅仅用了4年，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Cell、Science、Neuron、Nature Neuroscience和Nature Cell Biology上发表的中国第一篇神经生物学论文，都出自于神经所。2011年，神经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获得生物科学类第一。

? 反“官僚化”，建立良性的人才流动机制

在中科院各研究所中，神经所是第一个允许离职员工在支付赔偿金后可以带走仪器设备的。在此之前，研究员必须“净身出户”，极大地阻碍了他们在新单位继续开展研究，也极大地浪费了国家资源——这些设备其他小组可能根本用不上。神经所花了很大的力气，建立和推动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人才流动机制，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 反“学术不端”，开设科学诚信课

2007年，神经所对学术不端的严厉惩治，震动了学界。一位研究员因在论文中伪造实验图而被解聘。有人觉得处罚过重，但蒲慕明毫不犹豫：“科学就是寻找真理，不诚信不如不做科学！”

当前一大问题是，中国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同论文数量并不匹配。蒲慕明认为这是因为“论文质量还不够好，而科研诚信正是质量和影响力的保障。”他开设科研诚信课，希望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中国不缺人才、不缺钱，缺的是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第一要义是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对全所说：“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做科学的意义！”

在蒲慕明的带领下，神经所的确成了中国学界的标杆。英国爱丁堡大学神经生物学家 Richard Morris 在Nature的报道中说，神经所“让中国人认识到了神经生物学的重要，这是其他基础神经科学研究机构没有做到的事。”更重要的是，神经所全新的、富有竞争力和生产力的科研机制和科学文化，影响了一大批人的思想和观念，推动了国内其他科研机构的转变，这是神经所、也是蒲慕明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

科学家、管理者和教育者，蒲慕明在这3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上都取得了漂亮的成绩，这是极为少见的。作为国际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他在管理神经所的同时，对科研也没有丝毫松懈。2016年，因在神经突触可塑性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他获得了国际神经科学的重要奖项——格鲁伯（Gruber）神经科学奖。评委会主席 Wurtz Robert 评价说，“蒲慕明对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影响异常广泛。” 他不仅在突触可塑性领域，还在神经细胞极化、神经肌肉接头成熟、轴突导向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等多个领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贡献：成功克隆猕猴，推行脑计划

蒲慕明认为，西方科学体系值得借鉴，但中国科研也将逐渐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目前国际研究大多以啮齿类为动物模型，但在研究高级认知功能（如共情、意识和语言）以及脑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方面，跟人类更相似的非人灵长类可能更为合适。中国有丰富的猕猴资源，并且在猕猴模型研究上发展迅速，有望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

在把猕猴作为动物模型上，用体细胞克隆猴是一个巨大的关卡。自从1997年“多莉羊”体细胞克隆成功后，许多动物克隆也相继成功，但猕猴的体细胞克隆难度极大，全世界多个顶尖实验室、最出色的科学家耗费了近20年时间却无一成功。2012年，蒲慕明把这个世界难题交给了神经所的孙强团队。

团队一周工作7天，每天24小时交替值班，日夜照顾1000多只猴子，甚至一度为了节省经费轮流替代清洁工打扫厕所。5年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提前实现了目标——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及第二个克隆猴“华华”于去年年底成功诞生。这意味着猕猴或将成为真正有效的动物模型。

此前，因为小鼠模型和人类相差甚远，很多对小鼠适用的药物，用在病人身上却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过大。而如果使用自然繁殖的猕猴，周期又太长，并且个体基因千差万别，影响试验效果。现在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可以快速获得基因完全相同、甚至经过特殊定制的猴群。在测试新药和疗法时，能减少测试结果的变量，准确分析疾病与基因的关联。这对神经科学、生殖健康、免疫缺陷、恶性肿瘤等诸多领域意义重大。

这项曾被国际学界判为“死刑”的难题被攻克，立刻引发了巨大轰动。“这是全世界科学家花了20年时间才达到的技术里程碑。” Cell 主编评价道。而这一技术突破也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大型科学计划中的地位。

近年来，美国、欧盟和日本陆续提出大型脑科学研究计划。今年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的两个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先后成立，标志着中国脑计划也正式拉开序幕。其目标是推动对大脑基本规律的理解，以及脑疾病诊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蒲慕明提出的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项目，将成为脑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体细胞克隆猴，正是其中一项关键技术。

除了在猕猴模型上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中国还有世界最多的脑疾病患者，对脑疾病的研究需求尤为紧迫，同时也为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未来中国科学家将在脑科学、脑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类脑智能器件三个前沿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如何理解人类大脑，怎样应用克隆技术，神经科学如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这些都将是影响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11月4日，北京展览馆，蒲慕明先生将在腾讯WE大会现场做出深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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