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嘎：俄罗斯文学引入中国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期至今，先后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着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以及特定的社会意涵。新文化运动时期着力呈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世界，以期营造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同情共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开大规模翻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了对俄罗斯文学更为广泛和多元的译介，从而在汉语中构建出一个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星体。
相对于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化，文学阅读是一项私人化的精神活动，其中居于首位的应当是个人兴趣、联想与审美，故而很难给当下的俄罗斯文学阅读设定某种统一标尺，或者着重点。但有一点可以断言，那种单纯以特定社会意义取代文学意义，以“boy meets tractor”（男孩遇见拖拉机）取代“boy meets girl”（男孩遇见女孩）的作品，恐怕对大多数读者都会失去吸引力。
新京报：作为俄语译者，你认为翻译俄语作品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嘎：关于翻译的难度，存在着许多悲观主义的论断，但对译者而言，翻译却又是近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创作。每一个俄罗斯文学译者，想必都会面对其他语种译者的共同难题，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所谓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戴着镣铐的舞蹈”等等。
除了普遍的难度，我个人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说来自俄罗斯诗歌。这主要是因为，从普希金开创的黄金时代以来，格律诗始终是俄罗斯诗歌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使最具现代意识的诗人往往也不例外。俄语本身词形多变，容易形成丰富的韵脚，重音音节和无重音音节按照固定规律出现在诗行中，形成韵律，通过主谓成分在句中位置的灵活变动，又可产生多重语义。所有这些语言现象，造成了俄罗斯诗歌格外突出的音乐性和民族性，令译者处于形式对应与等效对应的两难之境。拘泥于前者，难免损伤语言的自然状态，而致力于后者，却会降低形式自身所包含的难度与美感。相比之下，西方现代诗歌多为自由诗，诗歌语句趋于散文化乃至口语化，可供译者施展的空间或许也略大一些。
新京报：对于目前国内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有哪些想法和建议？
王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俄语作品译介呈现出多元局面，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直至现当代文学，均有全方位展示。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色俄罗斯”系列、浙江文艺出版社“双头鹰经典”，为推介新作与发掘精品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持续关注。
对于当前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我个人也有某些未免短浅的意见。譬如公版图书的扎堆重译，未见得“刷新”那些公认重要译本的语言面貌，却有可能遮蔽现有译介工作的丰富程度，使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停留于若干经典之作，也可能使翻译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尺度。众所周知，力主重译（“复译”）的最著名人士是鲁迅先生，其本意在于“击退乱译”，提高翻译质量，反对“别人莫作非分之想”的独占。鲁迅先生当年的主张与现今的过度重译并非处在同一语境下。
与此同时，反映俄罗斯历史文化变迁的非虚构作品译介则略显不足，而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娜塔莎之舞》《罗曼诺夫皇朝》《耳语者》等大部头著作却受到欢迎，这表明读者及知识界对此类作品的需求未必冷淡。俄语非虚构作品有待于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新京报：你接触到的优秀又被遮蔽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有哪些？能否推荐一下。
王嘎：这个话题，让我想到马克·斯洛宁所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本书几乎成为我在大学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禁书指南”。“一本好书就是一场灾难”，诚哉斯言！原作或译作“被遮蔽”的现象及成因各有不同，姑且做一粗略分类，并以一部具体作品为例：
1.艺术形式超前，思想内容不被文学同行及同时代人所理解，难以见容于世，多年以后才引起关注。如丹尼尔·哈尔姆斯的短篇小说（《蓝色笔记本》），作者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鬼才”，看似非理性的扭曲变形的语言碎片，折射出现世的丑态，又深藏着理应安放在逻辑之上的真实生活。
2.原作本身有足够的艺术表现力，已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由于相关研究和译介不到位，在汉语读者中鲜为人知，或者认知有限。如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作品。阿赫玛杜琳娜是苏联“解冻”年代的产儿，她的诗具有精致的语体、独特的调性和形象思维的深度，对周遭世界的声音和色彩极为敏感，被布罗茨基誉为“从莱蒙托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俄罗斯诗歌无可置疑的继承人”。
3.原作和译作均为杰作，却从诞生之初便命运多舛，充满悲辛，俨如作者本人的命运。例如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小说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去世后以一部《科雷马故事》震惊文坛。如今，这部继承了俄罗斯散文叙事传统，闪烁着人性光辉而不失优美诗意的作品，在俄罗斯不仅读者众多，而且被搬上荧屏，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理想藏书》辑刊更是将其列为84部俄罗斯小说前十名。
任晓雯
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
新京报：这些年在写作的同时，你也在重读经典，写了一些解读西方经典的随笔，其中不少是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作家。在重读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相较于从前，有哪些不同的体悟？
任晓雯：以前不了解《圣经》的时候，对很多基督教传统之下的经典文学会有非常严重的误读。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小时候总以为这部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妇女突破樊笼，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之类的。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否则为何开篇题记为：“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为何要安插列文这个跟安娜交集甚少的人物，而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出自《圣经》。在《圣经》的秩序之下，安娜的婚外恋是罪，“罪的代价是死”。所以才有安娜的卧轨自杀，伏伦斯基的参军赴死。但托尔斯泰不是上帝，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对安娜的描述，有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