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忏悔录》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忏悔录》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忏悔录》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安娜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本探讨人类道德秩序的巨著。

　　新京报：研究者经常会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两个侧面，你是如何看待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任晓雯：我认为这两位伟大作家骨子里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信仰状态决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再无别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曾经接近死亡。人类灵魂在将死之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当被长枪瞄准，子弹即将出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审判？我认为这个时刻里，蕴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的全部体验，也奠定了他那再也无法被人复制的写作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知道托尔斯泰有一本《忏悔录》，却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也有一本。因为在写完之后，作者将它的名字从《忏悔录》改成了《地下室手记》。虽然在当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声誉甚隆，人们为《地下室手记》追加了诸多赞美，但若一个读者诚实面对内心，便会意识到，书中过于露骨的自我披露，或多或少会激起不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是道德主义者。基督徒不过是一群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缺陷多多，但他愿意用尽毕生气力向自己灵魂的黑洞深处挖掘。在我的理解中，《地下室手记》的“地下”，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概念，还隐喻了人类的灵魂秩序，指称了人类灵魂底部，那永远不能拿来示人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把不可示人的，拿出来示人。我几乎可以说，这里面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写作方法论的基本奥秘。或许另有奥康纳之类的作家，对人类的幽暗也有深刻洞悉，但他们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只是通过摆布笔下的人物，来达成自己对人性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我就从没看到哪个作家，对待自己有如此之诚实，诚实到令人不适，甚至恶心。

　　而托尔斯泰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深受《四福音书》影响，把爱、无私、舍己作为自己的信念，也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想要帮助穷人和农民。可惜行动追不上信念。这导致他被一些人奉为圣人，却被另一些人大加诟病，甚至骂他“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虚伪的人道主义”。

　　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过于简单粗暴。我对这位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征途中毕生跋涉的老人，深怀体恤之怜悯，理解之同情。他的舍己爱人的努力是真诚的，他的力不从心也是真实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的信仰。托尔斯泰愿意接受耶稣的教诲，却不愿相信永生和复活；看重人类的道德完善，却高估完善道德的能力；抓住了《福音书》中耶稣关于爱的阐述，却忽略了彼得、犹大、法利赛人的人性幽暗。他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一样，是理性主义者。他看起来像是无神论者伊万的反面，实则不乏共通之处。他们都想从理性推导出上帝之于人类灵魂和生命秩序的必要性，但却在理性的尽头停住。伊万的选择是调转头去，把上帝和人类的道德整个抛弃。托尔斯泰的做法却是，无视理性的局限，继续往前推演，试图弥合那不可见的至高者，和人类有限理性之间的沟壑。

　　从这个基础出发，托尔斯泰为自己找到了人生准则，还发展出一套社会理念。而他的理念，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最为贴切：这是一个“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别塔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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