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从而使得党更加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党的各项方针与政策也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民支持力量，国家各项事业的部署与开展也都能按照既定的法治程序保持良好运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紧紧围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连续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坚持”。从理论意蕴和框架结构上看，这十三条优势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首先看前三条优势，分别讲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全面依法治国三个问题，这就印证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人民主体地位不发生动摇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党不仅是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同时也是全面推进与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积极倡导者和躬耕实践者。

另一方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厉行法治和坚定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从而使得党更加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党的各项方针与政策也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民支持力量，国家各项事业的部署与开展也都能按照既定的法治程序保持良好运行。

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从法律保障上切实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务实性的战略举措，这就有利于进一步维护社会繁荣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一以贯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能够集中力量办好大事

再看第一条和第四条，前者讲述的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后者讲述的是“集中力量办好大事”。这二者的内在关联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再加上还有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不仅能够“办大事”，而且还会更有能力、更有条件、更有信心“办好大事”。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再看第五条和第七条，前者讲述的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后者讲述的是“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大团结大联合”。这二者的内在关联就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部生成和牢牢铸就，既需要从物质利益保障上确保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又需要从思想统一上和精神提振上切实增强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

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要在解放思想中得到显著提升

再看第六条和第九条，前者讲述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后者讲述的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二者的内在关联就在于，它们共同拥有一个“总阀门”，这就是解放思想。正是因为有了思想上的解放，一些带有条条框框的陈旧东西才会有了新的容貌，一些体制机制上的僵化与弊端才会得到疏通与消除，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才得到了不断地激发，从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再看第八条，讲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中国梦的逻辑起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第二，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第三，中国梦的实现力量源自于人民。这三个方面分别回答了中国梦的实践主体、实质内容和力量来源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问题意识和工作导向在中国梦征程中的生动体现。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以“资本”为中心有着本质区别。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一直被少数的利益集团所控制，被金融寡头所操纵。“西方之乱”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地方在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资本力量一家独大，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影响和操纵国计民生，这是西方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所在。

六、党管人才和党指挥枪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两大基本原则

再看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前者讲述的是“选才用才中党管人才的原则”，后者讲述的是“军队建设中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二者的内在关联就在于，无论是党管人才还是党指挥枪，体现的都是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在中国，我们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集中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具备用“手术刀”推动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同时也具备下“先手棋”进行谋篇布局的政治智慧，除此以外还具有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以及为国为民和不负人民的政治情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会议公报的形式首次确认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领导核心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得以形成和确立的，是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待许久的政治心声，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全党最高最核心的政治利益，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正是因为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才有了一个共同团结奋斗的主心骨。

七、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关系

再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前者讲述的是“一国两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映在香港、澳门的治理问题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坚持一个中国，这是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可以实行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但不能公然挑战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威，这是两地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底线。

后者讲述的是“对外开放”，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我们常说时代是出卷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基于本民族发展的疑问，当然，中国也不例外。而关于中国将如何与世界相处和频繁互动的关系问题，很早便有一桩十分引人深思的“梁漱溟之问”——即“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这著名一问，不仅道出了亿万中华儿女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殷切期待，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为什么少了许多”的事实所进行的深刻反思。现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历时四十多年了，尤其是中国在贫困治理上的发展进步的确为加快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彪炳史册的突出贡献，由此这一“时代之问”同样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必须再次面对并予以回答的问题，丝毫不能有所含糊与躲闪。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屡屡提到“中国方案”，中国政府从理论到实践接连设计、提出、实施“中国方案”，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正面回应，毋庸置疑这对于提振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而言必将大有裨益。

对此，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好奇。这些好奇分别有：如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怎样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而如何形成非常符合中国特点、明显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并使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更加趋于成熟、趋于完善、趋于稳定？这些，都是当前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高度关注、普遍议论的热门话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相关论述，不仅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制度优势集中彰显的坚定自信，同时也有力地抨击了西方社会长期鼓吹的“资本主义终结历史”和“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陈词滥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方案”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新气象、新局面，它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它着眼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且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立场和角度，因而完全跳出了西方资产阶级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狭隘视角，这对于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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