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我看到的。"(What I see,what I see.)

1921年5月的一个早晨，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这样描述他在柏林的观感。

后来，《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的作者阿迪娜·霍夫曼(Adina Hoffman)发挥这段话说，一个世纪后，如果一个入再想在古都走几步，他就得稍微改动一下这句话了现在是：

“我看到了我看不到的。"(What I see,what I don't see.)

很显然，这样的话也适用千我在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的漫步。长久以来，北庭故城并没有那么优雅的名字，在当地入的口中它被叫作“破城子＂。类似的“破城子”在全国并不罕见，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来，这样的荒城在路边随处可见，有时是烽燧，有时则是屯堡，有时是俗称“羊马城＇的城外之城……说点特殊的，断断续续有4596米城墙的北庭并不是座小城，位千天山以北西域交通的要路，也就是三国以来古籍所称的“北新道”上，最终，它成了唐朝统治西域的两个主要据点之一“北庭都护府＂的冶所，相当千一座古代的区域性首府。

远在近代中国版图确立之前，这是古代汉民族在流沙以西——碛西”——建立起的最大的一座城市，恐怕也是足迹最远的城市之一。

尽管内外都是别样的异域风景，北庭的的确确是中原城市的规制，有着内地城市典型的“子城”“外城”的嵌套格局：城门、马面、敌台、角楼、护城壕……在历史上，中国入从来没给入留下热衷千远行的印象，但汉、唐都曾在此顽强经营，北庭的中国血统正是始自汉军在金附国牙庭上建起的屯城。大约五六百年后，唐朝的势力再次进入硕西，标志性的事件是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灭高昌之役，这最终导致了“庭州”的建制，以及更稳定的中原文化时期的到来——“北庭”的意思，固然是指突厥牙帐所在，但是确凿无疑，盛唐的“北庭”已是个汉字的地名了。

在唐朝统治北庭的百十年间，“庭州”先后经历了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道的升级换代，最终，继西州（今鄯善、吐鲁番）、伊州（今哈密市）之后，天山北麓的东段成了帝国新的疆土，由此，汉家儿郎转战更遥远的伊丽水、热海、碎叶川……在北庭治下，在籍编户的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就和汉人一样享有受田的权利，同时他们也要像关内人民一样承担朝廷的租、庸、调和杂役。抽调至北庭事功的文臣武将，有程知节（程咬金）那样显赫的勋贵，也有中原获罪的“流人”，既有河东、关陇的大姓子弟，也少不了高仙芝（安西高丽）、高耀（西州高丽）、荔非元礼（羌）那样由军功擢升的少数民族边将，于是，这一时期的碛西文书，也写满了各种异族名氏的奇怪转译：阿史那、米巡职，等等。

这广袤天地间的开疆拓土之功，只使人想起罗马人建立的一个又一个海外行省。地中海的浪涛打在北非的罗马废墟上，就像“瀚海沙漠”托起天山融雪灌溉的边城—奔走在西域的古代中国人见不到真正的海，只好把沙漠比喻成海，唐代在北庭的建制便有“瀚海军”一说。出城不远，人的迹象便不复存在，远方的天际线上，那座座如同鬼城战垒的沙丘，如同惊涛

翻卷，仿佛在一瞬间凝结的远古的海洋，无边无际，使人生畏，或称“白龙塠”—然而，古代罗马城市的命运毕竟和沙漠之海中的北庭有所不同，在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时间不过是洗刷了图拉真的莨菪柱式，但不至于完全摧毁罗马帝国的光荣；而在滔天的沙暴散去之后，有关古代中国人在“碛西”存在的一切痕迹就几乎消失殆尽了。

这地方，就适用一开头我们说的：一切确凿无疑地存在过，但一切又去向莫辨，城市—如果余下的墙垣还称得上一座城市，那么它只剩下残损的容器而几无内容，现场仿佛是被恶意洗劫而尸骨无存，只有少量的瓦片、砖渣和器物残片还散落在净空的地面上，混杂在现代的生活垃圾中。由于百千年的物候变化，冬夏、日夜极大的温差，让故城内原本可能有的夯土房基，全变作连绵的冻土丘，蒸屉馒头般的千篇一律，几乎看不出什么原本的地势。这张面目全非口鼻肿胀的“脸”，又像是一幅带着点邪恶的时间的图案，它分明就刻着上面那句话：

我看到了我看不到的。

当然，中国的方外“破城”，其命运往往归结为其物质属性的脆弱，用文物保护的专业术语形容，是“土遗址”的难以持久。但在天山北麓的各种道路上疾驰的时候，我经常在想，如果这一切的存在果然如此倏忽，如此艰难，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汉民族的先民们一度奔波在这漫漫的、前途莫辨的道路上？有的学者认为，一千余年来西域的气候有了较大的变化，和今天相比，或是和出产贝母明珠但瘴气袭人的南方相比，碛西的那片绿洲当时还算是宜居的。不过，“一路向西”可能还有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或者至少是各种蛛丝马迹。比如，据饶宗颐的看法，自从周天子西王母的故事开始，丝路就已是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了，北庭脚下的片热土从来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在今天中国的疆土范围内，塞种人（Sak）曾经广泛地散布在从河西到葱岭的内亚大地上，唐朝人不过是后来居上的演员而已。后者在“西方”猎获的不仅是“撒马尔罕的金桃”，还有各种绮丽的想象—据说，我们心头印刻至今的传说至少是有一部分与此有关的，比如“不死药”。

有关西域的历史，比神秘的“为什么”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最令人惊讶的是北庭这座城市所折射的“尺度”—如果你看看那个时代的地图，就会一下明白此“尺度”的含义：北庭所在的“陇右道”一度富甲天下，但是它的面积何啻是旧帝国的数倍！今日新疆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尺度，从一个城市到最近的另一个城市，就是开车往往也要一整天。这种地缘的逻辑，已经远不是繁庶而稠密的“天下之中”的比喻所能传达。从长安开远门外的第一个“记里土堡”出发，西去安西有如此遥远的距离，你已经不可能带着故土的全副行装。就像唐朝西征动用的武力往往来自当地，部分北庭人身上流的也是游牧民族的血液。北庭处在“郡县”体系的末梢，是唐朝的律令所能企及的最远的地方，再往外，他们需要的是类似“羁縻”而非“占有”的治术—这样的治术，将基于一种变动不居的、游牧人的世界观，是以有数的运动去把握无垠的静止。

赵艳芬的研究结果确定：“孢粉测定和文献分析的结果显示，北庭故城遗址区……的植被类型变化幅度较小，受温度和降水的影响，总体上在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荒漠之间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距今1300~1000年，也就是唐朝期间，由于稍显湿润的气候，“北庭故城的植被变成了草原化荒漠，介于荒漠和荒漠草原之间的植被类型，比典型荒漠含有更多的草原成分”。以后的1000年，此地的植被又逐渐转变为荒漠。这张当代人的北庭地图也进一步展示出北庭的几个特点——它既是“规划”的，也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聚合而成的，它既受到汉地风俗的影响，又是基于自然条件的，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受到自然力的侵蚀。

在这样广袤的天空下，重要的不再是面积、体量，而是流动、联络。

至少在北庭，中国的边缘，两种世界观都曾经存在，并且彼此安然无事。故城本身的形制就是极好的例子，如上，我们理解它是“外城”“内城”（子城）的“两件套”，是汉魏以来的筑城传统的延续。但另一些论者如薛崇正也已看出，故城其实是由五个来源不一的城市组成，外城、外城加筑的“西延城”和“子城”（羊马城）属于同一系统，它们是唐人后发的作品，是艰苦跋涉后的汉民族的意志抵达终点的象征。而“内城”存在久已，与它并列的是粟特人早已筑就的小城。难以尽言其意义的这些城堡的组合，而非单一的城池，其实才是突厥人对北庭故城的称呼：他们管它叫别失八里（Bisqaliq），意为“五城之地”。除了内城里高等级的衙署建筑标识中原文化的在场，唐人煞费苦心地设计了所谓“长行坊”，来为这漫长的输送线注入文化母体的营养。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天宝年马料账上，显示着编织这根脐带的馆驿名目：交河、天山、酸枣、循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啧、石舍、柳中……这条生命线一路直至“碛西”。但在“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的西域，无法尽依“三十里一驿”的中国标准，源源不断地来往于这条寡助少依的畏途上的，因此并不都是易患思乡病的中国人。南北朝中世以降，源出中亚的“河中”地区，也就是阿姆河与锡尔河间半月形的肥沃平原的粟特人抢占了古丝路的舞台。长安客每远行就要祈愿祷祝，对来处恋恋不舍；而“利所在，无不至”的粟特人完全是另一种人生，他们使用善于远行最耐饥渴的驼骑，取道直线东行的平原地带，并且沿途建立聚落，生育繁衍，不再返归—对他们而言，随遇而安处就是故乡。

也因为此，北庭这个短暂存在的唐朝城市，以及在此身影一现的东国来客，才会引起我们的无限好奇。内亚的风光里出现的中原土城固然引人注目，但中原人物的万里“行传”更不寻常。唐代的城市之所以有趣，就是它们尽管久远渺茫，却注定和某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和人物有关，虚虚实实使人遐想。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随军远征碎叶的时候就可能途经这里。另外一些人物在北庭并没有留下可辨识的印记，但回到内地则有使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事迹，例如在安史之乱中悲剧性被杀的名将封常清，他曾在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间短暂担任北庭的最高统帅，生于西域而死于秦中，他一生的最后荣光和这座城市的名字息息相关。

与北庭故城有关的最著名者，当属“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岑参。岑参作有《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这是不多的明确点出北庭城市具体地点的唐代诗歌，因此，它让我们有了像面对长安一样，从文化记忆里发掘一座古代边疆城市的“既视感”。

当我走到城墙北缘一处被称作“瓮城遗址”的废墟时，不能不产生按图索骥的冲动，竭力想去辨认这首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诗歌所描绘的一切：

……古塞千年空，阴山独崔嵬。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

日暮上北楼，杀气凝不开。大荒无鸟飞，但见白龙塠……

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

荒漠今天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遗址所面对的已经不都是岑参所看到的—取代“看不到的”唐代边塞风物的，不仅是无情的自然，也是城外大片的农田。申请世界遗址之前，此地已经是一个稳定的定居点，残余的城垣成为土坯房屋方便的凭倚，有机械助力的“人”的强势入居，比汉唐的军垦更有效地改变了北庭故城的景观—不同文明模式的侵入越发彰显了“破城子”的“破”。

另一种“看不见的”历史也是岑参诗中所不曾尽言的。想象一下他看见的异文化的风景，没准和考察显见的纪念碑一样饶有兴致—“别失八里”不尽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北庭故城，作为北庭故城前身的“可汗浮图城”也是强大的草原帝国柔然在北魏时期（约506—508）留下的遗产。或有人认为，“浮图”二字就源自“佛塔”的梵名，不管怎么说，北庭的废墟上确有不少佛塔的残迹，不仔细看，它们都是些面目模糊的土墩，只有依稀可见的泥砖提示着它们最初的模样。在一千年前，佛教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信仰，而北庭又恰恰处在佛教东传的关掖上，骄傲的唐朝人来到这里时，既有全面的文化输入，也一定从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一诗中，岑参详细地描写了“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的军容之盛与“喜鹊捧金印，蛟龙盘画旗”的胜利场面，这显然是他愿意在西郊“看见的”，也是今人容易想象的。但我们所不能预料的，是北庭西郊将会出现的一座中亚风格的建筑，即使在今天它的遗迹也依然体量惊人。正是在此地，在后来的高昌回鹘时期，在北庭之西建起了著名的西大寺，它基于一座南北长70.5米、东西宽48.8米的土台，尚未完全发掘的土台中央据说还有深藏的中心窟。尽管一些考古学家将西大寺的布局概括为山门、正殿、配殿、僧房、库房、庭院……的中原模型，但是大型土坯顺丁平砌在台基上形成的这座土“山”却使人联想起西亚金字塔建筑的传统，寺庙的布局并没有太多进深可言，倒是“环绕”的秩序使人联想起“浮图”应有的仪礼，乃至于“入窟（环绕）观象”的塔窟意象。（注：围绕佛像或者佛塔行走是初期佛教礼仪中最突出的特征。《佛说菩萨本行经》中记载：

“时彼城中有一婆罗门，从外而来，见佛出城，光相巍巍。时婆罗门欢喜踊跃，绕佛一匝作礼而去。佛微笑告阿难言此婆罗门见佛欢喜，以清净心绕佛一匝，以此功德，从是以后二十五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快乐无极。”因此“绕佛”或说“转”的礼仪以各种方式流传，以至于影响到寺院的建筑模式甚至文学作品的名称，常有小建筑拱卫中心建筑，形成“绕佛”的景象。）

西大寺的造像兼有东西两种传统的风格，但是以佛教传播的路线和方向论，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它其实是一种“顺势”文化影响的中转站。这种在历史中绵延不绝的影响，就像丝路自身一般古老，它证明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绝非无中生有，也不是一夜来风。

令人好奇的是，作为短暂入据的主人，对于沙海般翻涌的异域文化的浪潮，唐人的诗句中并没有透露多少确实的信息—即使在过去，有些东西也是“看不见的”。

最终，那些“看不见的”成了当然的事实，也是我们考察“破城子”的时候必须面对的残缺，因为北庭的历史是被重新“发现”的，并不清晰可见。唐朝只在此羁留了一百四十年就退出了西域。在后来的一系列战争中，和它赖以生息的文化一起，佛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故城则在明初最终毁弃于战火。

就在北庭重新回到中国版图后，流转到此的纪昀和徐松都注意到了这座不同寻常的破城的前生，前者是博学多闻的大学士，后者是近世屈指可数的历史地理学家，更不用说，在他们之后，还有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家：斯坦因、橘瑞超……从地面的文物而言，故城所剩下的远不能和罗马的殖民城市相比，但是历史的挖掘者们知道，废墟下分明深埋着这片土地的复杂历史，牧马来去的番番足迹，是不能简单地用一幅地图或几座纪念碑来概指的。

“我看到了我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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