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红军在遵义城内宣传革命。 沈尧伊作
图二：广西兴安县千家寺“红军标语楼”。
图三：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内的“狗漫画”。
图四：红军总政治部在进遵义城时宣布红军宗旨的布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爱戴红军。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遍及十数省，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而这一切构成的长征文化，集中反映了这支文明之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本报三路记者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点回望，70多年前的这支队伍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除了艰难地跋涉、艰苦地战斗，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内外有那么多团体或个人一直热情不减地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红军过后
“标语口号触目皆是”
一路走过，一路星火，一路燎原。
1934年11月18日晚，红军挺进至湖南道县城南的潇水河畔。耿飚、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仅用一个小时就把红旗插在了县城南门的城墙上，并在潇水河上重新架起了被国民党拆掉的浮桥，确保红军主力渡过潇水河，抢占县城。
1934年11月26日清晨，红军部队已基本撤离道县县城向西进发。此时，一个红军小战士还在忙碌地刷着标语。国民党部队进城的脚步声已隐约可闻，但小战士仍在刷最后一笔……一声枪响，这个不知名的小战士倒在了血泊中，但“工农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字标语却留在了墙上，在道县西关桥头，解放后县政府专门修建了一座红军墙，纪念这位为宣传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小战士。
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时，总政治部曾下令，每个会写字的战士每到一处都要写标语。1934年11月25日，长征路上创办的《红星报》刊登文章《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号召展开一场写标语竞赛，要求每个能写字的战士每天要写5到10条标语。红军的标语是长征无形的利器，国民党进入道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标语，国民党道县政府1935年的《县政汇刊》中说:红军过后“标语口号触目皆是”。
老山界脚下有个村落叫千家寺，现在是广西兴安县华江乡政府所在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碑园”副主任尹汤怀告诉记者，“千家寺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木楼，留有大量红军写下的标语，你们可以去看看。”
在乡宣传委员孙玉海带领下，记者来到千家寺，见到了在村口的那栋二层楼。一楼大厅右手靠墙是楼梯，通二楼，沿陡陡窄窄的木楼梯上到二楼，打开居中的一扇门，到了外面的走廊，走廊约1米宽，10多米长，墙上自左至右有许多个玻璃框，玻璃框后保护的是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墨笔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字迹清晰。
最左边的一幅写的是“当红军有田分”，字最大；紧临这幅的是用小字写的“白军是豪绅地主的军队”、“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落款是“红军(宣)”。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漫画字:“国民匪党”四个字组成一幅漫画——狗，四个字均变形，“国”字当狗头，“民”字“匪”字做狗身子，“党”字做狗尾，“民”字和“党”字的下边笔画做狗腿，简洁的笔画极形象，真为当年书写者的这个创意叫绝。细细数来，玻璃框后从白灰中剥落出来的竟有18条这样的标语，有些白灰没有完全剥落，只露出零星几个字，无法看到完整的句子。孙玉海说:“怕弄坏了，不敢去剥。”
红军标语为何保存得这样完好？是怎么发现和保护的？孙玉海告诉记者，据早已去世的千家寺老人龚正禄说，红军来之前，这个楼是小学堂，学生在一楼上课，老师住二楼。红军来了，他们躲上了山。红军走后，他们回来上课，才发现墙上写满了字，大家看了后感觉新奇，尤其那幅漫画字，学生看了都笑得不行。大约过了一年，一个国民党军官发现了这些标语，下令毁掉。那被叫来毁坏标语的人不知道是有心还是图省事，他没有把字铲掉，而是直接在墙上涂了一层纸筋白灰就交了差。那些标语就成了个秘密被保存下来。
“直到1987年，楼旁边一家商铺失火，蔓延到这栋楼，群众用水救火，冲刷掉了部分纸筋灰，露出了50多年前的秘密。自治区文物部门知道后，拨了3万元专款，对这栋楼进行了修缮，对标语进行了保护，命名为‘红军标语楼’，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于1992年清明前夕，正式对外开放。”孙玉海说。
錾字标语笔画道里
能卧下一个人
红军转战14省，留下的大量宣传标语，多是以通俗易懂的口号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群众政策及“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展现了红军高超的思想魅力和精神风采。这些标语气壮山河，在群众中间起到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在红四方面军曾停留过近一年时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共留下大小石刻标语15000余条。其中“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都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策划这些标语口号的是当时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的刘瑞龙。他发现川陕根据地山高石多，就想出了石刻标语的主意，并成立了专门的錾字队，在石岩上宣传红军和革命。
1934年3月，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村的大崖上，红四方面军錾字队正在刻一条“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刻好“国民”二字时，刘瑞龙正好路过这里。他觉得这条标语字数太多，镌刻出来也没有足够的冲击力。于是提议改为“赤化全川”，并请来了巴中县恩阳乡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员写下了四个大字。
红军錾字队为完成这个大工程，队员们晓行夜宿，历时两个月才完成。他们用麻绳拴住箩筐，人坐在箩筐里，悬在半空中作业。完成的“赤化全川”，单字高5.9米，宽4.9米，笔画深0.35米、宽0.9米，笔画道里能卧下一个人；字距7.1米，整个字幅面积为300平方米。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当地豪绅地主以12斗小麦为赏，令人将“赤化全川”标语铲除。当地群众知道后，为保护红军留下的精神财富，提前用稻草灰调米汤将标语糊上，保存了这幅标语。
红军来的日子
生活就像“万花筒”
红军就是这样以朴素直白的方式宣传着自己，感召着人们。
1933年入遵义三中读书的何绮波，与周司和、任传习、李小侠等组织“反日反帝大同盟”。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反日反帝大同盟”改为“红军之友协会”。1月12日，红军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何绮波被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月红军离遵北上抗日，他参加红军，后回黔北游击队打游击，做地下工作。此次记者赴遵义采访，在原遵义市委党史办主任张震提供的一本名为《长征火种》的小册子上，看到了何绮波的一篇回忆文章:
1934年12月，暗地里传来了红军正向贵州移动的消息。我们根本不知道红军之所以移动的原因，以为是“到处打天下哩”，欢欣雀跃的程度，恍如中国革命即将胜利。
红军进城那些日子，我们工作忙，情绪高，满眼都是新鲜事物，日子过得就像万花筒一般。
红军进城，是个填街塞巷夹道欢迎的场面。绑在若干根长竹竿上的鞭炮，震耳欲聋地一直从丰乐桥响到老城府衙门门口，其间夹着锣鼓和口号声。府衙门外搭着个临时台子，在那里举行了个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毛主席讲了话，最后还走下台子和我们这些代表一一握手。
红军在遵义开过一个万人大会，那是在协台坝三中门口场子上开的群众大会。许多中央首长出席，毛主席又讲了话。红军之友协会的周司和、李小侠作为代表上了主席台。我是负责维持秩序的成员之一，一会儿绕场巡视，指指喊喊；一会儿又转到台子前面听听讲话内容，呼呼口号。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干部团和红军之友协会的联欢。说是联欢，实际是干部团宴请红军之友协会。干部团驻在新城凤朝门外一座庙宇里。场地分上下两级，下面是个长方形的石坝子。演节目的时候，团里学员们一排排抱着枪席地坐下；上面是个狭长的石台阶，便是主席台和舞台。我们只去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和首长们一起坐在石台阶上。出席的首长不少，记得名字只有个周士第了。
联欢开始，先是首长讲话，接着是我代表红军之友协会讲话。无非是报告一下我们在遵义的活动经过。接着是演节目。节目主要是干部团的。轮到我们，好在我们有几个女孩子能跳舞。跳了几回舞，唱了几首歌，我们自觉不精彩，却博得了若干次“再来一个”的欢迎。
当场一位首长说，部队也有个会跳舞的女同志，说她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当时正在生病(后来才知道指的是李伯钊)。还有一位首长说:“像你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工作几年，也可送到苏联学习去。”会有这种好事吗？作为一个初中生的我，听起来好像说“你可以上月球”。
节目进行当中，更喊起震天响的口号，别的口号都已不新奇，惟有一句是首次听到而深深印入脑底的，叫作“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
节目完后是随意摆谈，聚餐。学员们在石坝子上席地围圈，我们却是首长陪坐。高桌子摆在台阶上，有三四桌，入席时还受了点指教。我们去的人男女分席，一位首长笑说我们:“还有封建意识。”给打混了。菜很丰富，也喝了点酒。然而不在吃的怎样，令人心醉和兴奋不已的，是那如火一般的革命热情。
红军撤走的时候，说凡红军之友协会愿意参军的，女的随总政治部，男的随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出发。我们分头去劝关系较好的会员，说:“当红军去吧，不要再‘之友’了。”吃点东西，一夜未睡。天明以后，就赶到地方工作部报到，随着部队出了北门。就这样，我们这一伙子就参了军。
也是在原遵义市党史办主任张震提供的《红军火种》小册子上，记者看到了由王智勇调查整理的，关于遵义“革命先锋队”及其领导人苏洪贵的故事。
“革命先锋队”是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在红军政治部指导下，由遵义青年组成的青年群众组织。
革命先锋队队长苏洪贵(又名苏老幺)，四川江津人，早年迁居遵义东乡东三区。苏老幺十九岁成家，其后不久便离乡到遵义城找活路，为人打工。
“红军到，干人(穷人——编者注)笑……”苏老幺在街上听到红军宣传员的演说，亲眼看见红军捉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处处为穷人出气、撑腰的事实。他多年心里想办办不到的事情实现了，一股长期压抑的激情燃烧起来。苏老幺参加了红军，被指派去做扩红工作。
苏老幺和他的朋友刁光明满怀热情地在街上搞登记招人工作，在不到一天时间里，便动员了老城各街的青年一百多人登记参加。在红军的指导下，这一百人在祝厘寺成立了“革命先锋队”。
“革命先锋队”成立后，苏老幺带着人，搭大桌子高板凳在老城各街口宣传革命道理，对遵义人民的影响很大，后来遵义的老人们都说，苏老幺是红军宣传队的大队长。
遵义人心中的
“红军菩萨”
在遵义，还有一个当地妇孺皆知的感人故事——一位红军卫生员为了给乡亲们治病掉了队，在追赶队伍的途中被敌人杀害了。当地群众感念他的救命之恩，将他埋在当地，为他建起了“红军坟”。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向记者讲述了这个故事。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城休整。南关镇桑木垭村附近驻有一个红军卫生所。有一天，村里有位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儿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红军卫生所。卫生员问明情况请示首长后就冒雨出诊，当天，他留在病人家中观察治疗。
第二天，当他推开房门，看到不大的晒谷场上挤满了人群。原来，红军卫生员来村里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都知道了。附近村里有不少人，都赶来看病。卫生员只好又留住一天，为乡亲们看病。第三天，当卫生员离村返回时，村民们热情相送。然而没过多久，卫生员离去的方向，传来一阵枪响。乡亲们赶到后，看到卫生员已经倒在血泊中。
乡亲们忍着满腔的悲愤，把红军卫生员安葬在路旁的松树林里。随后，又在坟前立了块石碑，由于不知道他的名字，碑上就刻上“红军坟”三个字。那些被卫生员治好的乡亲都把这位烈士称作是“红军菩萨”，一些无钱医病的乡亲也纷纷把希望寄托在“红军坟”上，前来烧香祷告。
红军走后，敌人多次想把“红军坟”挖掉。为了保护“红军坟”，乡亲们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次，敌人白天把坟铲平后，当天晚上，乡亲们又把坟墓堆起来了，然后放言说，红军坟会长，永远挖不掉。这样，坏人就不敢再挖坟了。
解放后，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将红军卫生员的遗骸，迁葬至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在塑铜像时，也许是为了体现女性的母爱吧，人们将卫生员塑成了一位女性的形象。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才知道了这位红军烈士的真实姓名和性别。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校长、政委钟有煌同志到遵义进行考证后证实，这个红军卫生员正是他当年所在的红十三团二营男卫生员龙思泉，广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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