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党和红军队伍内部初期对宣传工作的忽视,要求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加强宣传工作。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无论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还是红军队伍里的一些战士,对于宣传工作都不太重视,认为军事工作才是一等一的重要工作,宣传工作是“闲杂人等打野话”,故普遍轻视宣传工作。对于这种倾向,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1928年10月5日,他在宁冈茅坪步云山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专门提出了要重视宣传问题,他说:“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也指出了红军队伍不重视宣传工作的情形:“红军在成立初期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是感觉部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是讨厌的。……红军在经过许多斗争,觉得宣传工作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红军为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了步。”到了1929年12月,毛泽东专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了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就包括一个关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的报告,里面也指出了红军队伍中忽视宣传工作的缺点,比如:“宣传员成份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差不多官长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份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的称号。”以毛泽东、陈毅为代表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敏锐地观察到这个不良倾向,因此,提出了要重视和加强红军的宣传工作问题。

三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要求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加强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挽救革命,于是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湘南暴动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要求“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这是苏区初创时期宣传工作面临的巨大任务,所以,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 “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为此,必须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宣传扩大红军,动员苏区军民为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反动罪行,分化瓦解敌军,促使敌军士兵倒戈起义等等。

二 、宣传内容的针对性

苏区时期的标语宣传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时间、地点、任务要求等,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活动。

一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开展不同内容的宣传。苏区标语宣传工作,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了不同的标语口号。如1929年4月17日,在赣南的于都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一份统一的《红军标语》。这些标语按不同的内容,划分为13个部分:“(一)打倒帝国主义。(二)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四)工人利益。(五)土地革命。(六)士兵利益。(七)红军。(八)商人。(九)共产党。(十)共产青年团。(十一)青年与妇女。(十二)目前时局。(十三)地方口号。”每一部分都有相关的具有针对性的标语内容,共有134条。到了1930年3月19日,在赣南大余县,红四军又根据古田会议精神和新的革命形势,对一年前颁布的《红军标语》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发布了一份新的《革命标语》。按其内容,划分为16个部分:“(一)反对帝国主义。(二)反对国民党。(三)反对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四)工人。(五)农民。(六)士兵。(七)商人。(八)青年。(九)妇女。(十)游民。(十一)红军。(十二)党。(十三)团。(十四)时局。(十五)苏联。(十六)特别的。”对于不同的对象特点,专门列举了不同的标语内容,共列出173条。这些标语宣传了反帝反封建主义、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党的政策主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此外,为了争取白军士兵拖枪倒戈投诚,还专门设计了许多针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标语,号召他们向红军投诚。如1930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为使标语宣传取得对敌斗争的更大成效,特别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该动员令专门列举了对白军宣传的12个口号。这12个标语口号个个击中敌人要害,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对于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瓦解敌军的斗志、削弱敌人的战斗力都具有很强的宣传效果。

二是根据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纵观苏区现存的红军标语,我们不难看出,党和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总是密切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项中心工作任务的要求来展开的。在苏区初创时期,就针对广大群众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张贴和散发了许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标语,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工农革命军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农友们工农们快快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这些标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和对群众的欺骗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宣传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政策、主张,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一支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通过这些宣传,得到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苏区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是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党和红军经常发布一些动员标语与宣传鼓动口号。如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特别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1930年11月18日,中共赣南行委也发布了《宣传鼓动口号》；1931年2月5日,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也颁布了《宣传动员令》,并指出了标语的重要性:“同志们要注意用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啊!”中央苏区建立后,红军标语宣传进入常态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而且每逢重大的政治任务或重要的纪念日、纪念周的到来,苏区中央局宣传部或临时中央宣传部都会拟定统一的宣传标语,下发给各级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进行宣传。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为了应对国民党军残酷的封锁,特别是面对战争导致红军大量减员的现实情况,这时候的标语宣传内容就大量的出现关于“扩红”的宣传,关于“战争动员”的宣传和关于“支援革命战争”的宣传等。如1934年3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为了动员群众支援反“围剿”战争,就发布了《目前中心标语口号》,共6大项合计36条标语。主要内容有:(1)加紧战争动员；(2)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大举进攻；(3)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4)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5)努力春耕为增加二成生产而斗争；(6)努力经济动员充实革命战费。

三是根据群众利益的实际需要开展宣传。例如,针对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对土地的强烈渴望,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彻底平均分配土地”等标语；针对人民群众想要当家做主的愿望,提出了“群众们,你想得到太平幸福,只有建立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是穷人的政府”、“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等标语；针对小商人、小资产阶级害怕共产党的心理,切合实际地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鼓励中小商人做买卖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实行民权革命,不妨碍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保护小商人贸易”、“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保护小商人做买卖”等标语；针对翻身后的群众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需要,提出了“设立农村学校,工农不要钱有书读”、“设立贫民学校,招收贫苦青年工农免费读书”、“青年工农要有受教育的机会”等标语；针对妇女要求翻身得解放的强烈要求,提出了“废除压迫妇女的旧礼教”、“男女平等”、“打倒包办婚姻,禁止虐待童养媳”、“妇工工作与男工同等的,须得同等工资”等标语。这些标语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代表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诉求和心里愿望,因此,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宣传形式的多样性

苏区时期的标语宣传工作具有宣传形式的多样性。根据现在可查的文献资料及苏区时期的红军标语遗存,可以看出当年苏区有着多样的标语宣传形式与载体。

1.文献标语。如广泛见于苏区时期的《共产党十大政纲》标语,其实就是节选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之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还有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一路张贴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署名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还有1930年以湘赣边境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发布的《湘赣边境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布告》等。

2.标语范本。为了统一宣传口径和宣传中心工作任务,苏区党政军机关都先后印发过这种规范性的标语范本,以供下级机关执行。如1929年4月17日在江西于都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印发了统一的《红军标语》,共134条；1930年3月19日在江西大余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印发了统一的《革命标语》,共173条；1930年11月10日,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了《宣传动员令》,提出了对白军的宣传口号12条；1930年11月18日,中共赣南行委印发了《宣传鼓动口号》,共121条；1931年2月5日,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发布了《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提出了要书写的标语范本共18条；1933年7月,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在《红色中华》第90期上发布八一纪念的标语16条和八一纪念的口号31条；1933年12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通信第十五号》,提出了纪念列李卢标语口号23条；1934年3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印发《目前中心标语口号》36条等。

3.墙壁标语。这是在苏区时期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标语宣传形式,时至今日,在原苏区各地仍有大量的这种标语遗存。目前我们对苏区标语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这些历经沧桑和磨难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墙壁标语遗存作为依据。

4.石刻标语。这种标语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目前主要见于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地区,很多地方据说有上千条石刻标语。

5.纸贴标语。这种标语用纸张书写,主要是张贴于会场和一些交通要道,内容大多与当时的中心工作任务相关,目前保留下来的已不多见。

此外,通过历史文献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还有竹片标语、木板标语、孔明灯标语等各种形式,可谓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四、宣传方法的艺术性

苏区时期的标语宣传工作非常讲究艺术性,通过注意标语宣传的方法和技巧,来达到标语宣传的效果。如1929年4月17日,在赣南的于都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一份统一的《红军标语》。这份《红军标语》共有134条,第一次在标语前特别写了九条关于如何书写标语的注意事项,对标语的书写问题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个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署名一律署红军两个字,不准署杂色名义。标语落尾废止感叹号(!)改用断句号(。)；凡比较语气标语,如国民党共产党比较,红军白军比较等,只可连写,不可分写。”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又编写下发了一份《宣传须知》,在第五项“宣传的技术”部分,对如何书写红军标语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严格要求,例如:“写墙标语要选择位置,要写得高,使人远远望见,使反动派不好破坏；写时不要有错误,如草写,省笔字,掉了字等,在一个地方不要重写标语,一个[条]标语写完后须看过一次才走；写标语时如有人来看,就要与他解释所写标语的意义,不要哑巴式的只管写不开嘴；写标语要研究求进步,不要敷衍,不准写得杂乱无秩序,或写在商人招牌上使别人讨厌；贴标语或其它各种宣传品的时候,看什么地方贴什么标语和宣传品(如在农村必须贴写关于农民方面的标语及宣传品,在城市必须多贴关于工人及商人方面的标语和宣传品),不要以为宣传品太多,不选择对象便乱贴,并要粘的十分稳定,使反动派扯不尽,抺不去。”1931年2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也颁布了《宣传动员令》,其中对各级工会纠察队也提出了书写标语的技术规范,如:“要写正字,笔还一笔,画还一画,不要草写；要看墙壁的长短,来布置标语,墙壁长,写长的标语,墙壁短则写短的标语(或写小点),不要一个标语写两垛墙壁；墙壁上如有原来的标语,是从右边认起,从右边写去,是从左边认起,便从左边写去,若颠方向写去,则使看者不容易看清白；标语符号不可省略；每条标语写完之后,一定要写出各机关的名义来。”在其他各种文献里,我们都可以看出,当年苏区时期,对标语宣传的技术规定得非常详细。从现存的苏区墙壁标语来看,当年的宣传工作者确实注重了宣传艺术,由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宣传效果。

五、宣传语言的通俗性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曾经指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苏区标语宣传工作,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环境。由于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农村的老百姓,因此,许多苏区标语大量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乡土化的百姓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打土豪分田地”、“一切土地归农民”、“穷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欢迎白军士兵的反水过来当红军”、“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学习苏俄红军精神!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地,才有饭吃有衣穿!”“反对老公打老婆!”“女子要读书识字”、“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等标语,这些标语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具有乡音语调、农民口吻的标语显得朴实感人,一下子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使他们看后感觉很亲切,容易识记,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鼓动效果。还有一些标语采用对偶、排比句式,如:“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白军士兵替军阀找出路,红军士兵替自己找出路”等。这些标语用简单明白的语言,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有效地瓦解敌军的军心。

六、宣传队伍的广泛性

苏区时期非常重视建立、完善宣传组织和宣传网络。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强调“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决不能因此便动摇了根本路线”。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注重建立和完善各级宣传组织。如建立了宣传兵制度,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1929年9月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红军的宣传队组织也非常健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为此,他提出了要健全宣传队组织的问题:“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军队及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内部的宣传机构全部建立与健全起来了。

苏区的标语宣传人员众多,涉及党政军和各群众团体。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宣传动员令》,要求“传布到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每个士兵会去”, 提议“立即动员全体工友、全体农友、全体红军兄弟官长,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个口号……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城市由工会领导写,红军由士兵会领导写”。因此,古田会议后,红军标语的书写人员有了一个重大变化,由红军宣传员逐步扩展为各级革命机关、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级人民团体共同书写。

从现存的墙壁标语落款,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参与书写红军标语的单位众多,落款单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红军各单位政治部和战斗部队番号或代号；一是党的各级革命政权或群众团体。从这些落款单位情况分析来看,党和红军为做好宣传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宣传组织,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宣传工作。

七、宣传风格的战斗性

苏区标语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核心内容,紧密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集中代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他们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爱憎分明,旗帜鲜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如宣传“共产党十大政纲”、“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民权革命!”“工农暴动起来分配田地!”“实行马克思主义!实行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工农专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解放万岁”、“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等。

在苏区的红色标语宣传中,还有许多宣传对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标语,如揭露“国民党十大罪状”、“暴动起来打倒欺骗工农国民军!暴动起来杀尽贪官污吏”、“打倒背叛民权革命的国民逆党”、“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等。其革命性极强,每一条标语都火辣辣地充满着硝烟味,它让贫苦民众欢天喜地,它使阶级敌人气急败坏,它既是战斗的号角,又是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

苏区标语宣传工作扩大宣传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启发了群众的觉悟,为苏区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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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的欢喜 » 浅析苏区标语宣传工作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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