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在治理社会中提出的标语口号，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的一条标语是“今冬明春大干，七一年大变，七二年实现大寨县。”它被我的小学班主任写在村口的一户人家新建房屋的墙壁上。因为他写的时候我也在场，那年我6岁，但印象特别深。毛主席当时提出“农业学大寨”，大寨成了全国农民向往的天堂。我当时很兴奋，可等到了七二年，我们的县好像并没有实现“大寨县”。上初中时，印象最深的是“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它是用黑墨水写在学校的围墙外边，每天上学放学都可以复习一遍。当时并不知道“左倾”、右倾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初中生来说，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高中时，“拨乱反正”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标语口号。过去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在这个标语口号下被陆续颠倒过来，比如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上大学报到那一天，校园里的一条横幅至今记忆犹新：“欢迎政法战线上的新战友！”现在如果我们再打出这样的标语来欢迎法律系的新生，这些“新战友”可能会感到很可笑。然而，当时的我看到这条标语，心里别提多激动了，所以第一堂法学基础理论课上，张善恭教授把“法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教给我们时，我们丝毫没有一点犹豫就全部接受了。

大学毕业之后，去了一个法律学校教书，军人出身的校长要我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虽然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点别扭，但至少让我们知道自己不再是学生，要教书育人了。1986年底的“学潮”从安徽合肥波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杭州也不例外。在武林广场的游行队伍中，某保险公司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条标语：“官倒官倒，我们不保！”这条标语当时很快流行开了，因为它折射出当时人们对官倒的厌恶与无奈之情。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治理经济秩序，整顿经济环境”成了政府治理社会的最重要的口号。虽然当时有人也提出，经济问题不是出在它的环境上，而是经济自身，但仍然不影响官方坚持这个口号并用于指导经济改革。邓小平“南巡”之后，“依法治国”口号开始成为一种强音。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必须要有良好法制相匹配，于是重视法制建设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党的15大和宪法修正案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是具有宪法效力的。于是，“依法治国”成了21世纪初中国的主题。

科学的口号、标语确实是可以鼓舞人心的，也能够指明工作的正确方向。但是，现在一些领导平时不愿学习，但好大喜功，热衷于提一些“新颖、奇特”的标语口号。如中央提出“依法治国”，许多省里以下的领导赶紧提“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一些宣传部门甚至为谁先提出这一标语口号排出的名次争吵不休，因为这关系到领导的政绩。为了落实这些标语口号，我们各级政府还成立了“依法治×办公室”，以示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许多行政机关还想当然地把“依法治国”改为“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水”……，以体现该机关落实了“依法治国”。最近我看到报导，说浙江省已提出了“法治浙江”。如情况属实，那我想不用多久，“法治杭州”、“法治宁波”等口号一定会遍布浙江的青山绿水。

50多年来标语口号已成为我们治理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不反对治理社会中刷几条标语，提几个口号，，但我希望所提出的标语口号多一点科学性。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符合法治规律的口号，但如果把它改成如“法治浙江”等，就很荒唐了。因为，法治的规律在于通过法律统制权力，这里的“国家”、“政府”都代表着权力。“法治国家”即法律统治国家权力。如此简单的表述至今仍未我们的领导，甚至级别很高的领导所领悟。可见，法治国家之路将是如此漫长。

有时我也想，我们治理社会为什么一定提一些标语口号呢？没有这些标语口号，难道就不能做好治理社会工作了？这几年我有机会也去过七、八国家和地区，也曾试图在他们的城市里找一找如同我们的标语口号，结果很让我失望。我发现他们没有这样的作法，但也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而我们政府一直不断地刷出标语，喊出口号，但治理社会的效果却常常是不敢恭维的。

是不是治理社会水平低的政府，都喜欢标语口号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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