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新文学的格局奠定以来，散文家们似乎便普遍陷入一种焦虑：究竟应该如何为白话散文确立一个醒目的文学性标识？在这方面，散文相比小说、诗歌、戏剧，显然有着先天的劣势。它既没有丰富的外来资源可供师法，又不得不面对传统文章与现代散文在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今，随着散文在文学格局中越来越边缘化，这种焦虑在不断地加重。如何证明散文不是文学的“边角料”，成为许多写作者思考与努力的重心。他们希望寻找到某种有着充分质感的、不易倾覆的事物，作为散文文学性的支撑，从而产生了诗化写作、哲理性写作、经验性写作三个重要的倾向。

　　诗化写作：“诗”之于“文”，成了束缚

　　在文学领域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纯文学”都是诗。这种观点大概源出于古希腊，因为“希腊人眼中只有‘诗’”（朱光潜语）。中国六朝时期曾有过“文笔之辨”，其意思也约略近于古希腊人所谓的“诗与非诗”。如今叙事文学成为主流，人们不会再计较形式上的“有韵”或“无韵”、“带音步”或“不带音步”。于是转而衍生出另一种观点：文学的重心在于“诗性”。因此，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戏剧，都必然是具有强烈诗性的。并且，其内在的精神气质越近于诗，文学价值也就越高。诗化散文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产物。

　　纵观中国现代散文史，最早将散文写作引向诗化的大概是徐志摩，而真正为诗化散文奠定基础的则是何其芳。何其芳的《画梦录》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其“独语体”的形式至今仍被写作者仿效。到了当代，自杨朔以降，诗化散文一度成为主流。此外，有许多诗人同时进行散文创作，他们的部分作品也可视为诗化散文。

　　诗化散文的产生与繁盛，赋予现代散文以突出的艺术品格，但也引出了种种流弊。比如，过度的抒情化。对此汪曾祺有过很好的评论。他说：“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再比如，某些诗人在写作散文时，不改苦吟习气，往往会在“遣词”和“炼句”上格外用力，其咬牙、攒眉之状透过文字历历可见，这就不免造成一种“见木不见林”的效果。通篇读下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个个新颖别致的句子。这种“句的独立性”对于诗歌而言或许是好事，就散文而言却是灾难。

　　虽然雪莱曾经说过：“诗与散文的分别是一个庸俗的错误。”但不得不承认，在艺术规律层面，诗与散文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诗的美学注重质感、密度、语言的精炼，散文的美学则注重弹性、雍容、结构的松弛。诗化散文的写作初衷或许是引入诗性以重铸现代散文的文学特质，可是，当这条路越走越远的时候，“诗”之于“文”，就成了一种束缚。

　　哲理性写作：缺乏对本土性资源的征用

　　如果说诗化散文寻找到的“支撑点”是诗性或艺术性的话，那么哲理散文的支撑点无疑就是思想性。而且，在部分写作者看来，散文既不能在艺术性层面上与诗歌抗衡，那么，凭借其形式的自由、表达的随意，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自然再也理想不过。

　　当代的哲理散文，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较为肤浅的，借事言理，意旨浮露，或感慨人生，或抒写心境，所谓“哲理”者，在这类作品中往往只是一个促成结尾升华的引子；一种是学人随笔性质的，作者要么本就是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者，要么对哲学有着长期、浓厚的兴趣，思索之余，捡起其中几片碎屑，以随笔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有一种，是力图打破文类边界的实验性文本，这类文本在西方已有诸多先例，如叶芝、博尔赫斯等人的某些散文作品，其用意大抵在于融合“诗”与“思”，以“越轨的笔致”来打破散文写作的僵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哲理文的写作传统。但是，当代的哲理散文似乎与古代哲理文并无关联，而更多是从西方哲理文的路子上生发出来的。在许多相关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明显地看到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影子，却很难发现庄子、孟子、荀子的痕迹。换句话说，哲理散文在当代的诸多散文艺术形态中，可能是最缺乏“本土性”的，甚至其语言风格都呈现出强烈的翻译腔或欧化色彩。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庄子、孟子的表达方式，与今人毕竟已有相当的距离。而更为重要的是，散文是一种必须“凿实”的文学形式，它从来都不厌琐细，可是哲理文的写作却往往“蹈空”。令人感到纳闷的是，如果纯粹就思辨性而言，为何不去读系统的哲学著作，而是读这类哲理散文呢？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再说了，“蹈空”的写作是容易取巧的，当句子与句子、语义与语义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以至读者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探求其微言大义时，它既可以是“留白的艺术”，也可以是“取巧的艺术”。

　　经验性写作：叙述腔调的单一

　　近年来“非虚构”概念崛起，且佳作频出，可以看作是散文领域“经验性写作”的重要进展。散文本就是注重经验的文学体裁，中国又有着几千年的史传传统。因此，即便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外来概念，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却并不困难。此外，非虚构概念的引入，也使得散文走向厚重有了新的可能性。它可以不再一味以纤巧为能事，或借文化以自重。总之，我们有太多理由去称颂“非虚构”概念带给中国当代散文的广阔空间。但是，就其目前的整体创作情况而言，仍有一个局限是有待突破的，即叙述腔调的单一。

　　自现代散文诞生的那一刻起，叙述腔调问题就困扰着写作者。“谁在讲述”与“对谁讲述”，不仅关系到写作者的自我设定和预期读者定位，更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在当下的部分非虚构作品中，我所深切感受到的一个问题是，虽然不同的作者在讲着不同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口吻、姿态乃至语言风格，往往出奇地一致。我总是能够从中清晰看见一个感喟深沉、久经沧桑的叙述者形象。对于经验性写作而言，单一的叙述腔调当然不会影响到叙述本身的展开，但是，对特定叙述腔调的“共享”，无疑意味着写作者的取巧与懒惰。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娟近年的一系列非虚构作品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她总是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是李娟的声音在讲述，而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高度类型化的声音。

　　散文的本性：人的学识、经历、思想的自然呈现

　　以上列举的三个方向，分别从艺术、思想、经验三个方面为现代散文的文学性提供了支点。最后，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散文是什么？我想，对于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来说，这是比“散文怎么写”更关键的问题，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散文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