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任继愈：气节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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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往】

　　2009年春，在北京医院一间僻静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继愈艰难地书写下几个名字，交给了我。他写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却没有写蒋梦麟。

　　“我佩服梅贻琦，我不佩服蒋梦麟。”这是任继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

　　任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语，言外之意让你自己领会。然而此时，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指责，语气刚毅。

　　西南联大学人普遍对梅贻琦校长怀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难”，我懂得，任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当态度。

　　从东三省沦陷，梅贻琦已知，中国“与日本一战”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转移清华设备与物资，将预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梅贻琦也从此肩负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

　　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浩然大气，有八年“不弃不离”的职责坚守。蒋梦麟则初始反应迟钝，致使北大面对“七七事变”猝不及防。及到了长沙，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心，将“长沙临大”称为“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很快，蒋梦麟离开了这条惊涛骇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难玉成的体验，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辞世而去。仲秋时节，我登台湾，代他一一祭扫诸校长墓地。

　　忧 患

　　任先生代表着那一代“生于忧患”的学人。在西南联大，他前半段是学生，后半段是教员，与这所大学相始终、共命运八年。

　　“七七事变，正值暑假。那时我家在山东，回不来了，报纸上有个广告，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

　　任继愈去长沙报到。开学后，爆发了“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的激烈争论。一些学生上了前线。争论由钱穆作了归结：为国家保住“读书的种子”，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

　　住在岳麓山寺庙里，夜间，任先生听见虎啸，早上出门，看见寺院外树枝上的虎毛。在这半壁山河里，他兴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释同居一山的景观。当时，他离毕业还有一年，正在考虑自己在哲学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张刚到达昆明时的纪念照片：一个穿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那套服装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的“步行团”离开长沙奔赴昆明的时候，张治中将军送给他们的，一人一套，还有雨伞水壶等行军装备。

　　日本飞机轰炸长沙校舍，对学校大有跟踪追迹歼灭之意，“长沙临大”大批师生家属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同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转移。

　　这是一个悲壮的支撑。学校当局认为，如果全体人员都从海外转移，那将是一种耻辱。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着这个学校，从还存在着的国土上走过去。

　　闻一多等选择了步行，任继愈选择了步行。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有志向有刚性的学长都选择了步行，也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后来的刚性和志向，也许他们本来就有些与众不同。

　　任继愈说：“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是当时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步行团走过贵州，一路上见到人民背盐为生。“我看到中国的民气始终不衰，穷困是穷困，志不穷，人穷志不穷。所以骂人当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老乡们也是这样。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当时的生活很困难，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有志气，民族志气。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头，不光是在上层。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

　　正是通过步行，任先生对这个苦难中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从而选择他一生的事业。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在那个时代不罕见。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坚。

　　西南联大文、理、法学院在云南蒙自栖身时，师生们常去一个小铺喝粥。吴宓教授为小铺主人写过一副对联：“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任先生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辈，他常与联大的师生们交谈，从时事到历史。

　　那个时代的大学鸿儒，对于边地和民间具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欣赏。大学“南迁”之旅，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相激励，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坚持着这条“接地气”的道路。他曾对我说：“我很喜欢云南人这个民风，非常朴实，这个非常可贵。”令先生深深怀念的，是当年战时大学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浓郁氛围。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写道——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办学，生活条件、教学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三校分开后，各立门户，日子过得还不错，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历久弥新。”

　　淡 泊

　　看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重视、投入，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

　　摄制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是一个艰辛浩繁的工程。我从1998年开始拍摄，到2003年春天在央视播出，其间三次率摄制组采访任先生。他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不准备周全了，一次问完？”其实，他是有理由这么说的。

　　任先生是以导师的睿智，海涵与宽容着我步步深入的认知过程的。我访问的内容，从他参加“步行团”的一段经历开始，到总结阶段讲释冯友兰碑文。而最后一次采访，是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已决定播出，在改版时，需要添加“师生撤离”的细节，我又来央求先生“临阵填空”。

　　任先生从来没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当作是西南联大的一砖一瓦，随时可以添上。他还提供给我一个珍藏本，是日军进北京时拍摄的，那些图片从来不曾问世。

　　2002年秋，《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北大勺园会议厅开研讨会，名家云集，大家都等着任先生来发言。我电话催促，任先生说，因夫人冯先生有恙，故不出门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联大启示录》由于一些史实上的异议播出突然遇阻。寒风凛冽中，任先生出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他一手拄杖，点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却不要我上前搀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进会议厅，来参加这个应对“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扩大会。

　　沈克琦先生告诉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

　　疾风知劲草。会议上，任先生第一个发言。凛然而来，开口却和顺。他说：“《启示录》是很有意义的好片子，应该大力宣扬。”

　　任先生让我明白，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讲出那种“有骨头”的话来。

　　回到昆明，我给任先生打电话。他问：“咱们的《启示录》怎么样了？”他把这部作品称作“咱们的”，给了我勇气和温暖。

　　在诸多老校友们的大力争取下，《西南联大启示录》最终重获生机，进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任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却又告诉我：“不发表，是给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表扬这部纪录片，说它真实，不张扬，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之作。任先生还说，我是“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片子”的，对我勉励有加。文中没有直接批评“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实补充了西南联大的“文科成就”，这一方面至今为人们所忽视，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

　　任先生注重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流，类于古风。他貌和神谦，内藏铁骨铮铮，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凡时局动荡、朝代变迁，英雄和诸子百家，都是力图统一天下的。只有‘统一’，才能发展。对中华民族而言，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则不正常。在这些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与“气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价值的取向。王国维曾说过：屈、陶、杜、苏四人，即使没有文学天才，凭他们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惊天动地。

　　我将自己的书送任先生，他说：“你的笔很野。”我一愣，他却说：“这很好，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对我说：“你到北京，就到家里来。”但有些人拟托我请先生“吃饭”。他却摇头拒绝。

　　任先生深谙进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简人生，采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智者抉择，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保持自己宁静的环境。

　　有一次，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小保姆说，爷爷散步回来，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我说，等会儿再打吧。任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身，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下来，口口相传。这就是“诗书丧，犹有舌”。《尚书》，就是这么来的。他以史为据，点明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责任，那就是创造和传播文化。

　　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他总是说“大白话”，就像《菜根谭》，用最浅显的话。这是他已经形成的文化格式。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体味先生的深意，我以为：

　　一、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现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复者。

　　二、是自信。他认为，以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

　　三、是区分。他认为，古今有别，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现在”。他认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在发展之中，现代人应当使自己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与发现的状况下，而不是抱着守旧的陈调。

　　任先生的“内养”达到了举重若轻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张扬的语言，也从不给别人以紧张感，总是淡淡的，轻言细语，时夹以“哎”，表达一种会意。

　　中国古人以“气”论“道”。任先生正是一个“打通了气脉”的知识分子。这股“气”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支撑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静下来、完成一点事情、抓住岁月的道与德之师。

　　与任先生的情谊，令我想起那句古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高 远

　　任先生的儿子任重对我说：“你每次来，他都特别高兴。他喜欢跟你谈话。你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与先生在一起，可纵情“高谈阔论”。

　　任先生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越到晚年，越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今世还有几人？

　　老子说，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个意思包含了世界的变化，顺势而成的规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诸如亏盈之道、祸福相随、事缓则圆、否极泰来等。在西方的哲学里，是找不到“应对”语汇的。

　　南沙沟玉兰开了，清茶相对，坐在客厅里，周围是“国图”的那些大书柜。

　　我信口说：“道”就是智慧。“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统领的。所以，孔子求教于老子，“诸子百家”不与老子辩论。无论从个体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归属，无不与“道”有关。曹操、韩愈的文章大气磅礴，皆与“道家”相通。陶潜的诗受人喜爱，因他有“纵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禅，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经世致用。他说：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是道家的理念，给了社会、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

　　我对任先生说，我是离不开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云：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举着手机，让任先生在京城听见海鸥的鸣叫。

　　夏雨飘落，我在信中寄上缅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诉我：“花还没干，还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对我说：“我们有缘。”

　　我问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学与宗教，门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冯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电话吊唁。任先生平静地说：“年纪大了。”一句话，表明了他对生死的“平常心”。

　　后来闻知，任先生在休息两天后，依然每日编书不已。

　　最近，任远、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体上披露了任先生的当年笔录：“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看到先生的遗笔，墨淡纸轻，而骨子里的清香却悠悠透出。

　　对于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风捉影。而在任先生看来，这不过是“工作”。多少年来，他不愿意向同人及学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注明里写道：“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这简单的一句话，省略掉了当年毛主席对他的好评。这是何等纯净的心灵境界。当时他43岁，一位中年的哲学教师。

　　任远与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话，令人掩卷沉吟：

　　“人渐行渐远，凡事早该尘埃落定，时间，改变着一切。但是有时候正相反，过去不注意，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回忆过程中，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让我们联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任先生人走了，还在给这个世界注入清新隽永的启示。这就是魂魄不灭吧。

　　张曼菱，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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