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现受聘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一、人物履历
1979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
1983年，获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1990-1995年，任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助理教授；
1995-1997年，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1997-1999年，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1999年，转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1年全美大学排名，耶鲁大学综合排名全美第三名，金融学排名全美第十四名。）
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2010年11月18日，被中国交通银行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美国Value Engine 公司创办人，美国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
2014年，应聘入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二、早期经历
陈志武的父母都是农民，陈志武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直到1979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4个月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三、最近言论
中国经济步入改良性发展周期
《中国房地产金融》：根据各方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年实现了6.7%的GDP增速，但相比于前几年两位数增长率，中国经济发展增速可以说下降了很多。从“保八”到“保七”，再到今天的“保六”，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进入“下行周期”?
陈志武：如果单纯从数据来看，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下行周期，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经济衰退的表现。
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想要长期维持在2%以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6%以上的经济增速依然是高速发展。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包括计算机个人化、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发展、互联网经济等一系列事件，所带来的都是革命性的创新，它们的出现都让需求端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都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里不断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的改革所带来的利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包括住房制度改革所引发的房地产热也步入了尾声，中国经济的发展从革命性增长走向了改良性增长。
《中国房地产金融》：中国政府提出的“双轮驱动”的战略，尤其是其中的创新驱动是否会再一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发展?
陈志武：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一定能转化为革命性的增长。
所谓革命性的影响是使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更简单一点说就是让人产生出全新的需求，让技术革新带动产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这样的革命性的技术革新少之又少，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只是对现有的生产模式和工艺进行优化。比如现在流行的电商，将原先的物理空间转化为网络的虚拟空间，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对经济发展也能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关键在于，物理空间转化为虚拟空间，只是改变了某种行为模式而没有让需求总量产生根本性变化。就如同一个人原先吃三顿饭，现在改吃三十顿饭，但人体每天对能量的需求总量却没有改变。所以，除非能够找到让人体的能量总需求从原先的3000大卡猛增到10000大卡的方法，否则一般的创新只能是改良性的，而无法做到革命性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非常有限。
GDP增速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房地产金融》：在改良性增长周期内，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出现持续下降，您认为中国政府所能容忍的增速底线是多少，6%、5%抑或是4%?
陈志武：我们说来说去都是以GDP的增长速度和GDP的规模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焦点来讨论，要增长多少才可以更好。但相比GDP的增速，我们更应该知道GDP增长速度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的发展目标，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给社会老百姓维持就业，让老百姓能够有足够多的收入，能够平安地生活。如果3%就能够实现就业和收入在老百姓层面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能够正常的不制造社会动荡的，那3%的速度也可以。相比像原来那种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的增长，可能你低于7%、6.5%就显得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得看到那个增长的结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远远比那个增长的速度更加重要。
增长的结构决定增长的质量，尤其是增长的结构不同对于就业机会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对于老百姓收入产生的效果很不一样。
如果靠简单的依靠制造业提供就业，对于就业的长久的稳定，老百姓收入的长久的稳定增长贡献不是那么大的，甚至于负面的贡献。因为它挤掉了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而且更高收入行业的发展的空间。如果把这些资源更多地放到第三产业特别是跟金融有关的第三产业这些发展的话，那么不仅仅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是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学者都在强调增长结构的改善比增长速度更重要。
我觉得笼统地去说经济增长GDP增长底线在哪里，这是一个不是很确切的命题，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让大家又是更多地强调要保证GDP的增长速度，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导向。相对来说如果把更多的重心不是总盯到GDP增长速度，而是放到结构性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善方面，那么也许这对于决策层的思维可以有更正面的效果，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讨论这些经济政策判断的标准、经济增长的目标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四、陈志武博客
陈志武博客：http://blog.sina.com.cn/chenzh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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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