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民政部、国家民委、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咨询组成员，10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一、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与区域发展、国家区域政策、企业迁移、经济增长与地区差异、外商投资区位、城镇化、产业集中、产业集群、产业布局、区域规划、资源与环境经济等。
二、教育背景
198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三、工作经历
1987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994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9年晋升为研究员；1991年任该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96年升为研究室主任，2006年任所长助理。其中，1994年底至1996年初，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做访问学者。2008年11月到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2015年7月到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所长（其中，2014年11月至2015年12月，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
此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民政部、国家民委、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咨询组成员，10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四、最新消息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发展县域经济从未过时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新型城镇化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县域经济迎来新机遇
记者：县域经济这一概念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年来却少有提及县域经济的概念。不少人觉得县域经济过时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前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魏后凯：不能说县域经济过时了，也不存在县域经济过时的说法。县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区域经济按行政区划可分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和村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县域经济有特定的重要性。县域一般包括县和县级市，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国现有1875个县及县级市，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县域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县域经济发展中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于好于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百强县中，来自东部沿海省市的县占据了绝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不突出、同质化发展等问题较为明显，这又从不同侧面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研究发现，一个省域经济比较强，主要强在县域经济；一个县域经济强，主要强在镇域经济，一个镇域经济强，主要强在村域经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域经济发达，主要强在县域经济发达。从城市发展水平来看，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省份与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别不是很大，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却很大。
目前，新常态下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上述诸多挑战，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更快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央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出台了多项重大改革举措。改革力度之大、领域突破之深前所未有，这些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县域“四化”如何推进
记者：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您怎么看待县域经济与“四化”同步发展的关系？
魏后凯：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综合性，县域经济发展就存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问题。但是，县域层面的“四化”与国家层面的“四化”有所不同。
从县域农业现代化来看，农业绝大部分在县域，农业现代化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县域工业化来看，县域推进工业化是有条件的、差别化的和有重点的，一定要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处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县域，就要限制、禁止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县域工业的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一些交通条件比较好、距离城市比较近和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县域，可以搞工业化，而那些地处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县域，就不能也不应该搞工业化。
从县域城镇化来看，各县域都需要推进城镇化，即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也存在推进城镇化的问题。我国县域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各省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也低于省域城镇化平均水平。
从县域信息化来看，县域信息化对于县域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县域信息化包括城镇（县城、建制镇）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应该形成城乡一体的信息网络。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通过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领域加强优质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结构的变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个性化服务，加快需求的升级换代，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需求拉动；在公共服务领域，将补齐社会事业发展不足的短板，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撤县设区”影响几何
记者：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撤县设区”数量持续上升。“撤县设区”被认为是城市化水平的体现。您怎么看待“撤县设区”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魏后凯：撤县设区属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范畴，科学的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县改区已成为一些城市拓展发展空间，做大城市规模的普遍做法。造成撤县设区快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扩张的需要。当一个城市发展空间不够、需要用地指标的时候，就会通过撤县设区来拓展发展空间；二是城市集权的需要。县改成区后，规划建设的某些权限就会上收市里，有利于大城市在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但是，这也助长了大城市的“摊大饼”现象，一些地方总是想依靠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1997年，国务院批准最后一个撤县设市的行政区湖北汉川后，正式冻结县改市，到现在已近20年的时间了。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大潮下，将下属的县(市)改区，纳入城市行政区范围，壮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成为很多大城市通常会采取的方式。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一些普通地级市也纷纷将周边县市撤县改区。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城镇规模增长呈现两极分化：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数量越来越多，人口和空间规模急剧膨胀，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而中小城市比重甚至数量在不断减少，小城镇相对在衰退。这样不利于城镇化的推进。
破解城镇两极化发展的现状，重点是要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尽快恢复设市工作，探索多元化设市模式，主要采用县改市、镇改市和切块设市三种模式。对于建制镇改革的方向，应该扩权强镇，发挥建制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激发建制镇的内生动力，把建制镇做大做强做好。每一个建制镇发展好了，县域经济就发展好了。
县域治理统筹推进
记者：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治理的要求不断提升。您觉得县域经济发展与民生、环保、产业升级的结合点应该是什么呢？您认为未来县域治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
魏后凯：县域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民生、环保、产业是一个纵向的概念。一个县域任何问题都存在，如党建问题、基层工作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社会治理的问题、城镇建设问题和信息化问题，等等。
县一直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发展在国家发展和治理中非常重要，县域经济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治理不仅仅在于推动经济发展，还要统筹推进民生建设、社会秩序、民主法治、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均衡发展。
我认为未来县域治理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大县域环境治理。目前我国县城、建制镇、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与城市的差距很大。如2013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为89.3%，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建制镇比例只有18.9%，村庄只有9.1%。又如2013年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4.3%，建制镇只有46.4%，村庄只有19.8%。因此，要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二是加强县域乡村治理。现在，城市治理已经实现社区化，而农村治理水平相对较低，未来要实现城乡社区统筹治理。三是县域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行全域规划、全域保护、全域管理，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要实行全域旅游。四是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有产业支撑，因地制宜，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如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
五、魏后凯的家人
关于魏后凯的家庭、家人，网上没有信息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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