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摄影记者） 0 0
1951年出生，1968年赴黑龙江兵团插队。1981年为北京青年报记者，1983年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现为该报图片总监。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1976年拍摄过“四五”天安门事件，采访过老山自卫反击战、七届人大、11届亚运会、91华东水灾、中共十四大、香港回归、98长江水灾、九届人大、广西边境大排雷、悉尼奥运会 、内蒙古大雁煤矿爆炸 、新疆巴楚地震、北京SARS事件、胡锦涛与连战历史性会见等。[1]-
中文名:贺延光 外文名: 别名: 民族:汉族 出生地: 毕业院校:北京第92中学 职业:高级记者 代表作品: 主要成就: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新闻摄影年度最佳照片奖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51年 政党:中共党员
简介
名言：拍下就是永恒，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
贺延光，男，1951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1968年赴黑龙江兵团插队，1981年为北京青年报记者，1983年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1985 年至2005年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现为该报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他先后7次在国内最高新闻奖评比中获奖，是国内新闻界惟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
赢得的主要奖项
1.《文明礼貌月摄影日记》（组照）——1982年度“全国好新闻”摄影奖（中国新闻奖前身，该年度奖项不分等级）
2.《离别时刻》——1984年度“全国好新闻”摄影一等奖（中国新闻奖前身）
3.《团旗似火》——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摄影二等奖（中国新闻奖前身）
4.《团旗似火》——1985年全国新闻摄影大奖赛金牌
5.《令人震惊的一千万》——1988年度"全国好新闻"摄影二等奖（中国新闻奖前身）
6.《余热》——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
7.《长江九江段4号闸决堤30米》——1998年度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8.《SARS病房》——2003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9.《面对生命》——2003年全国新闻摄影年度最佳照片奖
10.《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2005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1.《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2005年全国新闻摄影年度最佳照片奖
贺延光 拍下即永恒——《南方人物周刊》
年轻的时候，贺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摄影记者，生怕自己到了现场没人留意，“摄影背心不离身，相机有几个背几个。30年下来，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相机却越用越简单，摄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跟年轻一辈一起讨论怎样拍出好片子，他的经验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摁动快门，片子可能要好得多。
有人说贺延光的传奇得益于他的经历，“四•五”天安门事件、老山自卫反击战 、华东水灾、长江水灾、广西边境大排雷、北京SARS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他都在现场。
却少有人深究为什么每逢大事发生，背着相机到达现场的每每是他。他在《中国青年报》的老同事卢跃刚很了解他，说贺延光不能生活在没事儿的环境里，“哪一天不发生点事儿，哪一天他就像被亏待了，筋骨酥软，眼光散淡。他那张弓总是拉得满满的，时刻准备着，一有事，嗖地，箭就在第一时间射出去了。”
“不到现场，一事无成”
2003年春天，走进非典病房的贺延光，已年过半百，小儿子只有6个多月。朋友们得知他深入一线，先是震惊，旋即平静，因为这就是他，不管哪里出了事，永远会站在第一线的一个人。
“现场对于一个摄影记者来说，太重要了。当然，不是所有的第一现场我都能去得了，但是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我就要想办法。”贺延光说，每有新闻发生，自己心中会先做三个判断。
首先是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其次，能不能拍到好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第三个，去了，照片能不能发得出来，“这是传播判断。”
三个判断里有两个得到肯定，他立马背包走人。时间长了，家里人甚至都形成了条件反射。1991年华东水灾，他母亲病重入院，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救灾画面，老人家非常惊讶地对陪护在身边的儿子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还不去？”第二天，他就收拾行李出发了。
拍战争、拍灾难、拍疫情，精彩的片子一张接一张。他的内心也绝非没有恐惧，1997年赴广西拍边境排雷、2003年在北京地坛医院拍非典，都让他体会到“头发都竖起来”的惊恐。
帮助他克服恐惧的是对现场和真相的推崇及绝对尊重。“对摄影记者来说，不到现场，一事无成。”贺延光说。
很多时候，现场并非只有他一个摄影记者，但他总比别人更逼近真实一步。1997年广西边境大排雷，与他同在南宁的还有两个部队媒体的记者。现场拍摄太危险，南宁军区宣传处死活不同意他们到排雷前线，“他们跟我讲，教官给工兵上课，讲排雷，讲着讲着自己把雷弄响了，把自己给炸了。这么危险，你们就不要去现场了。要完成采访任务好办，咱们找个山坡，找几个战士穿上防护服，摆个样子，保证配合你完成任务。”
贺延光坚持说自己是一个“不到现场，根本就不会按快门”的人。终于得到批准，让他跟随排雷分队去了前线。照片发出来，《解放军报》的一位处长专门打电话给他，说延光你太棒了，我们部队的报道题材让你给抢了去，做得这么好，有人专门把报纸贴到我们的评报栏里了。他笑一笑说，“你们部队也来人了呀，可惜他们逛桂林去了，没往边境再走一步。”
1998年长江水灾，他一个人一边拍照片，一边用手机给报社通报灾情，九江决口的重大事件突破禁令成为中青报的独家新闻，事后他荣获了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报社的年轻记者出门，总爱问他，“贺老师，我去了怎么拍啊？”他回答得很直接，“我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怎么拍。我只能提醒你，要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注意人和环境的关系，注意细节。”
“文字记者可以在事后追访，还原现场。摄影记者失去了现场，能怎么办？”他告诫年轻的同行，在事件发生时，万万不可有半点犹豫，第一现场转瞬即逝。“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机敏，相机不能离手，意外往往在混乱时产生。”
更多的时候，他和年轻摄影记者的交流是在事后，他不看年轻人精挑细选出来的三五张得意之作，“把你电脑打开，把所有的片子都拿出来给我看。”这里面，他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对现场的深入程度、对事件的认识程度，以及对事件的把握能力。
他至今不太能接受“新闻策划”这个说法，更不能容忍有些人把“新闻策划”搞成了“策划新闻”，每年他都要作为评委参加各类摄影比赛，他的眼睛总是特别毒，一眼就能看出哪些照片是做过手脚的，对这样的作者他从来不客气，“能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是他衡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是否合格的标尺。
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
在《中国青年报》供职20多年，他信奉一位报社同仁总结的中青精神，“新闻业务的自由讨论、统一明确的价值取向、理想主义的职业追求”。
手中的相机，他看得特别重。1976年4月，25岁的他带着厂子里80多个团员和青年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大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悼念周总理。看见有人拿着相机在拍照，他第二天也带着相机过去，一共拍了4个胶卷。
在其后的镇压和清查中，他因拍照获罪，入狱7个月，却由此深刻认识了拍摄和记录的重要，“照片比文字更能直击心灵，记录真相。”平反后，他曾当选团中央委员，“四五英雄”、坐过大牢、政治敏感、精力充沛、仕途光明。但他坚持要当记者，要当摄影记者。他从不认为图片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和补充，“摄影记者也好，文字记者也好，都是记者，职业特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跟着文字记者出去采访，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课，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连静下心来听听人家说些什么都做不到”的摄影记者，“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因为你全无思想，就是一个照相机器。”
他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题，已成为业内经典，不少兄弟媒体都要了去做参考。
考题里非专业知识占了一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时政、文化、社会，“新闻摄影需要作者具备综合知识，能够把画面放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对背景的娴熟运用其实靠的就是拍摄者对社会、对环境的认知。”
他拿出自己第一张获奖的片子《个体户上街》，与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可口可乐走进故宫》作对比。
《个体户上街》拍摄于1981年5月，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刚刚放开，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一碗茶水递给顾客。“这个片子构图不错，人物表情也挺好，当时得了奖，我挺高兴的。但是后来，当我慢慢懂得什么是新闻摄影，我才知道这幅得奖照片问题其实很多。最大失误是什么？是我没有交代背景。”
“我是站在金水桥前拍的。如果我的背景里有天安门，或者有天安门城楼的那么一个角，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北京，在中国，北京的个体经营就是从大碗茶发展起来的，这个故事才完整，才更有意义。”
他将刘香成的作品作为比照，“他这个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是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照片，背景是故宫午门，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兜售可口可乐，瓶装的。可口可乐这个标志，全世界都有，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午门、故宫、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象征，一个国外最著名的产品卖到了这里。画面很生动，要表达的内容既准确又特别有韵味。”
“拍下就是永恒。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他常以此与同行共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历史多么顽强，不管如何禁锢，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展现事实。”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东西又见不了报，为什么要拍？”他的回答很坚决，“早晚有一天它能见报，会和读者见面，今天见不了没关系。”他说不要怕等待，最可怕的是，有那么一天，片子可以拿出来了，人家问你，你却说，“哎呀，我想着当时不能发，就没拍。”
“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所谓顾后，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发展的脉络；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这一定要想明白。想明白了这些，你做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
拍摄过太多灾难，他的镜头却始终保有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他一再告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
要有“同情心”，镜头里“要有点忌讳”，“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非典”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在北京地坛医院进行了18天的摄影报道，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其中13幅被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曾被授予“中直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
“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但作为记者，我尽量避免暴露他们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传递信息。”拍摄医生如此，拍摄普通患者同样如此。一个女孩在病房里看杂志，察觉到有人在拍她，马上用杂志挡住自己的脸，“她说，您别拍我，我妈还不知道我来这儿了呢！”
“人家说得没错啊，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但是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他赶紧让姑娘放心，“你看你的，用杂志挡着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作品比名字更重要”，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身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获奖无数，却连个像样的个人影展都没办过。
有人称他“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为许多读者所熟悉、赞叹，但是因为没有刻意的宣传，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笑一笑，“历史上多少珍贵的照片，署名是‘佚名’，不知道作者是谁怕什么，只要片子能够流传下来，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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